《鄞江送别图》局部

秦秉年先生

　　李广华

　　５月２８日，秦秉年捐赠文物展在天一阁书画馆开展，此次共展出秦秉年之父秦康祥收藏的１８３件历代篆刻作品。收藏文物并捐赠于家乡，其背后也彰显着——一个家族的回归

　　一名古董商夹着裹得严严的包裹，神色匆忙地敲开天一阁的大门。接待他的是负责人邱嗣斌。古董商乃老江湖，深知什么样的货该送哪里。简单寒暄几句，便打开包裹得一层层的“货”。里面是一幅画，画卷徐徐打开，眼前竟是征寻已久、未得见面的《鄞江送别图》。霎时，邱嗣斌惊呆了，没想到此画竟以如此方式出现在自己面前……

　　邱嗣斌按捺住心中的激动，故作镇静地探过身，瞧了瞧，报出价格。对方一听，立时收敛了表情。这是发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一幕。

　　《鄞江送别图》描绘的是清康熙十八年，清廷开明史馆，鉴于万斯同在明史研究中的成就，邀请他赴京修《明史》。万斯同“请以布衣参史局，不置衔，不受俸”，客居京师江南馆２０年修史。画作表现的是万斯同临别时，甬上文人依依送别的历史场景，此画也是浙东学派重要的文献资料。长卷上的每个人物都有名有姓，均为甬上文化名人。更难得的是，如今我们所见到的万斯同像，就出自此画，这也是大历史学家存留下来的唯一一张画像。

　　那时的天一阁，还拿不出更多的钱来收购，可也不能眼看着这件国宝级的文物从眼皮底下消失，邱嗣斌心急如焚。无奈，他跑到上海，求助老友——宁波籍大收藏家、篆刻家秦康祥关注此事。他想：天一阁收不成，画作总归要落到宁波人手里。

　　秦康祥可是古董行道中人，在上海收藏界，提起他，没有不知晓的。老朋友通报的信息，似乎让他意识到某种责任落到肩头。打那以后，他每遇时机，都会经意不经意间打问上一句，追寻画作下落。执着地寻觅了几年，一次偶然的机会，终于遇到了《鄞江送别图》，他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

　　３０多年后，《鄞江送别图》连同秦康祥收藏的其他８０００余件文物一道，由他的儿子秦秉年先生，分三次捐赠给了天一阁博物馆，这其中有国家一级文物２３件，二级文物１１２件，三级文物１４６７件。据说，整个宁波国家一级文物不过６３件，这其中包括秦秉年捐赠的数字。

　　缘 起

　　３０出头的孟建耀，刚到天一阁上班的第一天，老馆长邱嗣斌便将他叫到办公室，很认真地交代一件事：“有个叫秦秉年的，家在上海，是宁波籍人士，有很多东西，我们可以做些工作，我会亲自陪你去的。”此时的老馆长已身患重症，来日不多。

　　邱曾任天一阁文保所所长多年，把天一阁看作是自己的孩子一样，长年厮守着那里的“宝贝”，经他手收进的古籍善本和文物不计其数。一次，宁波市博物馆欲借阁内字画展出，举办者找到邱嗣斌，好话说了几箩筐，他就是不答应。后来，多方做工作，总算说通了，他却提出个条件：“我要跟展品一道过去，住在展厅边上的小屋里，每天看着。”老馆长已经重病在身，身体极度虚弱了，再让他每天住在那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举办者权衡再三，最终放弃了。

　　邱嗣斌和秦康祥是老相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多有来往，即便是在“文革”期间也未曾中断。同为文化人，在收藏、鉴赏方面，两人有很多共同语言。秦康祥收到好的版本，请邱鉴赏；邱有什么线索，会及时地通报给他。慢慢地秦家所藏，邱也略知一二。交往中，秦康祥也曾向邱流露过，藏品将来最好的归宿是回到家乡。

　　１９９５年新年刚过，天空还弥漫着阵阵寒气，老馆长领着年轻的继任者孟建耀赶往上海，拜访秦家。那时，从宁波到上海需要坐一夜的轮船。天亮时分，船靠在十六铺码头，两人径直赶到位于上海牯岭路１４０号，敲响了秦家小洋楼的大门。

　　“鄞县秦家”

　　在宁波颐乐园的一幢公寓里，我们见到了秦秉年和他的母亲陈和芗，两人的年龄加起来是１７２岁，一位７６岁，一位９６岁。他们放弃上海的富裕生活，回到原籍宁波居住已有１３个年头了。

　　秦秉年操一口上海话，间或夹杂着宁波方音。本不善言谈的他，说到兴处，会仰天大笑起来。爽朗的笑声，孩子般地纯真。

　　秦秉年先生的高祖秦君安、曾祖秦际瀚、祖父秦伟楚三代均为在上海经商的宁波帮人士。秦家原本是鄞县城区湖西（今宁波市海曙区马衙街一带）人。清同治年间，出身贫寒的秦君安到上海创业，经营染料业，到道光年间，在今汉口路和山东路交界处，开起一家叫恒丰昌号铺面。他谦虚好学，头脑灵活，信守承诺，生意越做越兴旺。

　　秦家发迹，有一种普遍的说法。秦君安在上海商界以诚信闻名，遵守传统的经商之道，又吸收了西方人的经营思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位德国染料商，刚好运来一船染料，做此生意的人虽多，却无人敢接手，德商急于回国，无心续留。无奈之中，将整船的染料，很便宜地匀给中国的老朋友秦君安。那时的上海，纺织业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染料缺口巨大，而德国染料在行业内属上乘产品，战争一打响，染料进口中断，顿时价格暴涨，秦家自然就发了大财。

　　掘到第一桶金，秦家又相继投资到利润丰厚、风险较小的钱庄和地产业，财富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工商业得到了快速发展，１９１３年到１９２３年的十年间，上海钱庄业也迎来“黄金时代”，这其中宁波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上海滩著名的９家钱业家族集团中，宁波人就占据５席，即：镇海方家（方家堂）、镇海李家（李也亭）、慈溪董家（董棣林）、镇海叶家（叶澄衷）、鄞县秦家（秦君安）。一项统计显示：１９２１年上海的６９家钱庄中，宁波人所开１６家；１９３３年上海的７２家钱庄中，宁波人所开１６家。

　　能迈入钱业家族第一集团军行列，和秦君安善于经营、积累雄厚以及大批同乡投资钱庄业，同担风险分不开。秦君安家先后与人合伙或独资开办起八家联号：恒兴、恒隆、恒大、恒赉、恒巽、永聚、同庆和慎源钱庄。在上海，提起“恒”字号钱庄，无人不知。

　　在上海叱咤风云的同时，秦家还把经营的触角拓展到了家乡宁波。那时的宁波钱庄业，在东南沿海一带也是赫赫有名，特别是江厦街，为钱庄集中的地方。店铺林立的江厦街上，专门有一段叫钱行街。有句老话：“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厦”，说的就是江夏街的繁荣景象。秦家以大股东身份在宁波开办了晋恒、鼎恒、复恒等钱庄，业务辐射东南沿海和内陆。乃至于在宁波，人们一提起钱庄，马上会联想到腰带河头的秦家。

　　尽管开办多家钱庄，整日和“钱”打交道，但秦君安可不是那种“掉进钱眼里”的人，遇到家乡有灾难和需求，他总会拿出钱来赈济帮助。家乡教育事业需要钱时，他捐赠了大笔资金。

　　在风云变幻的生意场和各种钱业浪潮的冲击中，秦家完成了原始积累。秦君安也把儿子秦际瀚培养和扶持上了经营的舞台，秦家实现了生意场上的接续。

　　赌气“赌”出的“国保”

　　过去的天一阁，远没有今天的排场，面积比现在小得多，主体建筑只有范氏故居和藏书楼两部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尊经阁、明州碑林、千晋斋、麻将馆、戏台等均为后来迁移、归并过来的，这里也包含着那座美轮美奂的秦氏支祠。

　　秦氏支祠的建造，还有一段传说。秦家原本在镇明路章耆巷有一座宗祠，到上世纪初的时候，秦家宗祠已破旧不堪，尽显颓势。１９２３年，生意场上风光无限的秦际瀚回乡祭祖，看到眼前的宗祠，楼宇破旧，杂草丛生，一副衰败景象，作为腰缠万贯的秦氏后人，觉得脸上无光，张口就提出重建宗祠的想法。族内长辈见年轻人目无一切，口出狂言，又非秦氏嫡系，当即给予回绝。

　　生意场摸爬滚打的秦际瀚，什么风雨没见过？到哪里都会给他面子，而今却在祖宗牌位前碰了一鼻子灰，不免火上心头。

　　族内长老另一想，毕竟是族中成功人士，终究要给些面子的，便提出宗祠不能建，只允许建支祠。这更激怒了年轻人，他憋口气，下决心要建一座超过宗祠的建筑。他选中月湖西边，东靠陈家祠堂、北临天一阁的马眼漕的一块风水宝地，请来在宁波建筑业界一向享有盛誉的胡荣记营造厂建造。胡姓营造厂见秦家大手笔、大投入，也相当重视，找来最好的木匠、漆匠、石匠，东家胡荣笙先生亲自督阵，在选料和施工上精挑细选，来不得半点马虎。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建造，到１９２５年，一座耗银２０余万，占地近２０００平方米的辉煌祠堂宣告完工。落成时，还请清代状元张謇撰写了《秦氏支祠记》。

　　如今，到天一阁参观的人，沿着规定的线路，便可到达秦氏支祠。上世纪二十年代支祠建成时，支祠与天一阁还完全是两个院落，各走各的门，进支祠需从马眼漕旁的大门进入。祠堂有三进，南北向轴线上分别由照壁、门厅、戏台、中厅、后楼和左右厢房、客房等组成。富丽堂皇的戏台由斗拱承托，穹形藻井，盘旋而上，明镜高悬，朱金木雕，金碧辉煌，可称得上是宁波小木作工艺的经典之作。

　　秦氏支祠本是秦家祭祖的场所，也是宁波建筑史上值得称道的杰作，２００１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谁能想到，一处由“赌气”而兴建的建筑，到后来却产生如此大的影响，这恐怕连秦际瀚当初也没想到的。

　　兴于商，成于文

　　有种习惯，约定俗成，人们常常将一个家族的起始节点确定在某个成功人士身上，这个家族的大树就从他开始。他是根，其子孙是向外伸展的枝杈。秦君安就处在这样一个节点上。从白手起家，到上海滩打拼，创办恒丰昌染料号，到投资地产和钱庄业，秦家在他手上实现了原始积累，成功转型，迈入红极一时的上海钱业家族集团之列，最终成为名副其实的“宁波帮”人士。

　　然而，正像其他“宁波帮”家族一样，赚了钱，首先要改变的是不再让子孙像自己当初做学徒、小伙计那样，因没文化遭人白眼，要让后代去读书，成为有文化之人。秦家传到秦秉年的父亲秦康祥时，文化的含量和影响力在家族中已远远超过商业。秦家走上了一条兴于商、成于文的道路。

　　秦康祥（１９１４年５月２２日—１９６８年７月１８日），字彦冲，著名收藏家、篆刻家，西泠印社早期社员。康祥幼时，秦家将他送回家乡，师从著名教育家冯君木先生。冯在宁波后乐园（今中山公园）开办一所国学社，招募弟子，讲授经史文学。国学教育，加上冯先生的影响，在康祥的人生道路上留下深深的烙印，注定了他所走的道路和前辈们有所不同。钱庄数字的变化对他形不成吸引力，诗文书画和古代流传下来的物件成了他的兴趣所在。后来他与褚德彝、赵叔孺交往，对金石篆刻产生了浓厚兴趣。

　　康祥弱冠时，钱庄业经历金融风潮的洗礼，外加银行业的冲击，家族产业呈萎缩态势，更多的开支依靠房产租金来维持。然而，厚实的家藏足以维持他殷实的生活，也完全可以支付他因兴趣所致，收藏古玺印、名人字画和竹刻的费用。

　　康祥是个有情趣之人。文人雅士，对书斋的命名多有讲究，常常以古训、立志、寄物为寓意，可一经确定，很少改变。而康祥却不同，他有个习惯，也可能是太喜欢藏品的缘故，经常按照收到的心爱之物来命名书斋，使得斋名总是换来换去。收到金陵派竹刻代表人物濮仲谦刻的竹遵和嘉定派代表人物朱松邻刻的竹佛，他便将书房改为濮尊朱佛斋、竹佛宠；收进大量精美的竹刻笔筒、臂搁、扇骨、摆件后，他捧起哪件都爱不释手，又把书斋改名为玩竹斋；后来又收到几部名琴，又改为雷琴簃、四王琴斋。再后来收藏了大量的铜印、铜镜、汉璧等，又命名睿识阁；当得到两面兰亭石刻后，他高兴得马上又改书斋为兰亭石室。叫了一段时间，他觉得还不够深刻，又改称唐石室。

　　斋名不停地变，弄得好多文人雅士刚刚记住这个，等到下次来访时，又变成了另一个，多少有些摸不着头脑。

　　“玩竹斋”可不是随便玩玩。那时，社会上对竹刻还没有深刻的认识，普遍视为普通玩物，康祥独具慧眼，意识到竹刻是我国独特的一门艺术，其价值不在其他艺术门类之下。别人不看好，他却迷恋。从此，大量的明清竹刻笔筒、搁笔、扇骨、竹佛等成为他的钟爱，其中不乏明清竹刻代表人物，有嘉定派“朱氏三松”（朱松林、朱小松、朱三松）的各类精品，有金陵派濮仲谦等名家的作品。康祥的慧眼还表现在：不是精品不收，遇到心爱之物，不惜血本。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有人将褚临本兰亭碑拿到秦家钱庄抵押，典期已到，抵押者无力赎回，碑被别人买走，流到社会。康祥听说后，深感惋惜，从此开始追查兰亭碑的去向。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篆刻家张鲁庵得知兰亭碑的下落，把消息告诉老友秦康祥。２０多年的寻觅，让康祥受尽了煎熬，他和藏家一接触，果然为原物，像唯恐失去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一样，秦康祥价都没还，就收进了。

　　对藏家而言，社会动荡既是机遇，也是灾难。说机遇，是在这特殊时期，可以大量收进变卖品；说灾难，是他自己和藏品都难免受到冲击。正当他如饥似渴地收藏时，“文革”开始了。造反派冲进秦家，抄走了全部藏品。用大半生心血换来的心爱之物，转眼间全部消失，他心中充满着悲愤，没多久，抑郁于心的他，含冤离世。后来落实政策时，多件藏品未能得以返还。

　　２００１年，秦秉年先生代表其父亲将这批竹刻捐给家乡时，为弄清楚文物的价值，宁波方面选定９９件竹刻、两件紫檀，专门派人送到北京，请我国文物专家王世襄、朱家溍鉴定。经两位大师明鉴，最终确定为国家一级文物２３件，二级文物５９件、三级１５件。王世襄先生还评价道：“这些竹刻是现存文物中最好的一批”。如今，新落成的宁波博物馆专门辟有秦康祥捐赠“明清竹刻艺术馆”，常年向游人开放。

　　走上文化之路的秦康祥不仅爱好收藏，还喜欢篆刻。他是早期的西泠印社社员。在他的收藏中，除竹刻外，还有数以千计的古印玺、名家印、印簿等，他分门别类地编辑成册，流传下来的有《睿识阁古铜印谱》、《唐石斋花押印》。他还为其他人编有印谱五种，有《古笏庐印谱》、《吝飞馆印留》、《乔大壮印蜕》、《蕙风宦遗印》、《大庵印谱》等。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西泠印社社员丁仁先生早年曾编辑《广印人传》，后来原稿丢失，几位业界友人邀康祥续编，康祥欣然应允，从此留心印人史料。经十几年的搜集，编撰了《西泠印社志稿》和《西泠印社志稿·附编》，他不仅编辑，还出资印刷。

　　１９６２年春，西子湖畔的柳梢刚刚吐绿，他与喜欢明清印人考订的柴子英先生、对在世印人深有研究的韩登安先生一道，相聚湖畔的西泠印社，共商编印印人传记之事。三人各取所长，分别拿出自己的珍贵资料，共集３０００余人，经过几个春秋的编辑，终成《印人汇传》。康祥于印，师法古玺汉印，拙雅成趣，自成风格。

　　虽富豪出身，可康祥的生活却简朴异常，除用在收藏上，其他花销能省就省。著名篆刻家、西泠印社名誉副社长高式熊回忆说：“那么有钱，总是挤电车，从没见他坐过黄包车，也没见他请人吃过饭。”由秦康祥和张鲁庵发起编撰的《西泠印社同人印传》，高式熊也参与了合作。三位艺术家中鲁庵出石料和印泥，高式熊负责篆刻，秦康祥撰写印人传。

　　高式熊说：“秦康祥人很直，见我哪里篆刻的不满意就当面指出，从不拐弯抹角。弄得我原本２２０多枚传印，前后刻了５００多个。”

　　篆刻之外，康祥兼工书画，写诗作词，情趣广泛。圈内人也多以身边有这么一位文化收藏家朋友而感到欣慰，毕竟有时文化上的事，只能由财力雄厚的康祥才能解决，而在他身上，商人的基因已完全被文化的气质所替代。

　　回家之路

　　邱嗣斌的接力棒交给孟建耀后，继任者意识到此事对宁波文物事业的影响将非同一般。从那一刻起，天一阁方面的人隔三差五跑趟上海，看望秦家母子。每次去，嘘寒问暖，征寻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并带去家乡炝蟹、泥螺之类的特产。秦家母子也是谦逊达理，很少提特殊要求。家乡的人愈是来得勤，秦家愈发感到暖流在涌动。几年过去了，双方走动得像亲戚一样，秦家母子一扫“文革”时因大资本家等“罪名”遭人白眼的境遇，心境逐步好起来。

　　关系越拉越近，谈话自然也方便了许多。偶尔，不经意间会谈起文物将来的保管问题，毕竟是几千件文物，将来总要有个归处，秦秉年为此也没少思谋过。他觉得还是由公家保管最为安全。

　　与秦家交往的接力棒后来又交到馆长徐良雄手中。他也遵循前两任馆长的做法，经常赶到上海去沟通感情。感受到了来自家乡的真挚情感，陈和芗老太太率先提出愿意回宁波居住的想法，孝顺的儿子遵从母意，同意文物拿到宁波代为保管。天一阁方面借势推动，着手考虑将秦秉年的身份办到宁波事宜。恰在此时，上海进行大规模城市改造，牯岭路的秦家小洋楼被列入拆迁范围。

　　见时机已到，孟建耀马上找到人事部门商量，没想到却吃了闭门羹：“从没这个先例！哪有６０多岁该退休的人，还要进事业单位的？”情急之下，他径直找到市领导，讲明情况。领导特事特批，便有了秦秉年６０多岁进天一阁，成为终身研究员的一桩佳话。这也意味着他没有退休一说，这在宁波也仅此一例。天一阁还出钱，在宁波市郎官巷买了两套楼房，供秦家母子居住。

　　拆迁的告示一贴出，秦秉年的电话很自然地打到天一阁。１９９６年１１月１９日，馆长徐良雄和工作人员赵维扬等连同公安、安保人员一道，借了一辆面包车，装上天一阁的书箱，立即驶往上海。

　　秦家的洋房是一幢民国时期的建筑，二层带阁楼，一楼出租，母子和一个堂妹住在二楼，文物全部放在阁楼上，平时绝不示人。

　　“人”字型阁楼，中间高，两头低，只有中间部分能站起人。装着文物的箱子、纸包等把阁楼塞得满满的。天一阁方面按照文博的规矩，边清点，边装箱，对每件文物进行定名、编号、登记，并复写三份，最终由秦秉年和徐良雄签字认可，贴好封条移交。那一次他们运回八箱竹刻、扇面、扇骨等。在以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他们又前后五趟，陆续运回瓷器、印章、书画、古琴等。

　　整理书画时，《鄞江送别图》突然出现在面前，徐良雄惊喜得不知说什么好。回到宁波，他马上跑到老所长邱嗣斌家报喜。邱听后，既兴奋又觉心情复杂：“我估计这件东西在他手里，那么多年，他一直没告诉我。”见老所长激动不已，徐良雄高兴地说：“开箱时一定请您到场。”

　　１９９６年的最后一天，上海的冬季略显寒冷，可秦秉年母子的心里却温暖如春，他们拎着手提箱，坐上家乡专程前来接他们的汽车。仿佛是天意人愿，促成了母子的归乡之旅。没了后顾之忧，两位老人如释重负。从那一刻起，秦家离乡闯荡百余年、名震上海滩的传奇经历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明天，他们要在家乡迎接属于自己的１９９７。

　　时间的风雨冲刷着寂静的岁月，时光虽已远去，但几代人的梦，却一直清晰地印记在秦家人的脑中：创业、积累、回报，这是一个家族的一部史诗。面对家乡，人们甚至可以感觉到秦秉年先生平和的心境：人回来了，物回来了，秦家几代人的精神也回来了。

　　五个月后，当春风开始吹拂三江六岸时，已身居宁波的秦秉年，被邀来到处于药行街边的博物馆，出席由天一阁代为保管的文物开箱仪式。他了却了父亲很久以来的一个愿望：藏品归天一阁保管，将是最好的归宿。

　　那天，人群中有位老者不顾身体虚弱，前来一睹和宁波文化有血脉联系，并于几十年前从自己眼皮底下溜走的那幅《鄞江送别图》。看到画作，邱嗣斌的眼眶湿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