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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期一天半的第二届中国开放论坛，昨日在南苑饭店圆满落幕。本届论坛上，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改委、商务部等部门的专家学者和兄弟城市代表，围绕全球经济现状及趋势、城市开放与城市合作、开放区域的整合提升、经济危机下的企业发展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讨与交流，全面展望城市开放的新蓝图，必将进一步提升我国开放水平，促进我国全面深入开放。本报特摘录了部分精彩演讲以飨读者。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加快发展方式转变
刺激排近忧 改革解远虑
卢中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较大影响，很多人把面临的困难过多地归罪于外部的冲击。但我认为，这主要是中国经济需要进入休整期，在危机面前把自己的问题暴露出来了，在危机的冲击下，暴露得更加明显。周期性回落的指标在２００６年就已出现，主要是投资周期和企业库存周期同时回调，进入下行阶段，当时我们宏观经济分析已经指出这点，并且指出它的误差、滞后性大约在一年或半年之间。当回调期来的时候，我们的结构矛盾，甚至是体制矛盾，还有供需矛盾等各种矛盾会暴露出来。中国经济为什么会回调？投资周期和库存周期是表面现象，深刻的原因是我们的要素成本上升了。长达３０年年均９．８％的增速，使地价、资源、环境等成本都提升了，企业的利润空间必然减少。还有一个内部原因就是前些年出现了产能过剩，在经济上升期、扩张期，它并不明显。现在外部环境变化了，它就暴露出来了。
在危机冲击和经济回调面前，我们需要对转变发展方式再作一番梳理，看能带来什么机遇和挑战。我们要通过进一步深刻反思粗放式的发展方式，抓住机遇，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要抓住这次危机，争取吸引外国资源，提升我们的竞争力，并努力促进区域合作和区域合理布局。另外，我们还要积极思考和积累应对危机的经验，加快关键领域的改革，完善创新和监管机制。
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我们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建议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做好节能减排，促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立科学的考评体系；改革以流转税为核心的财税体系转向以资源环境税和财产税为主体的机制，同时推进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鼓励自主技术创新的综合配套政策；完善功能引导性产业政策，建立统一的市场准入标准；研究制订可持续发展贸易战略；完善有利于绿色消费、文明适度消费的政策。
那么，企业该如何应对当前的危机呢？我认为，对企业来说，当前必须要抓住增值税转型的机遇，加快设备更新改造，特别是要重视产业链上下游的组合创新；要依据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修订本企业发展战略；要善于在国家“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和四万亿元投资拉动内需方案中寻找新市场、开拓新市场；要利用产权交易所这个平台促进企业并购重组；要抱团实施“走出去”投资的战略，自己形成小产业集群和产业配套到外国去开拓资源，规避风险；要抓住人民币结算试点的机遇，完善避险机制和内部的管理结构、管理人才、管理组织；要壮大独立品牌和合理配置生产布局。
刺激排近忧 改革解远虑
哈继铭（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近期，许多发达国家的经济指标出现了见底回升的迹象。无论是美国、日本、德国，还是英国，他们的ＰＭＩ（采购经理指数）都从今年年初的底部向上走，尽管这些ＰＭＩ都在５０以下，意味着经济还要进一步萎缩，但是萎缩的幅度和速度在明显降低。再看看美国的房地产市场情况，大家都知道，美国问题的根源是在于它的房地产。目前，美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一些改善迹象，其房地产库存在高位出现了回落，而且库存与销售的比例也在下降。这都是见好的迹象。
再看中国自己，关注宏观经济走势的人都知道，三、四月份和一、二月份相比，经济明显出现一些新的复苏迹象。无论是工业增加指标、发电、消费、ＰＭＩ、投资等，都出现了一些转好的迹象。短期来看，经济在强大的政策刺激之下，可能增速还会进一步加快。
那么，本轮经济如果是见底往上走，我们还能回到过去平均每年增长１０％的宏观环境吗？美国还能回到每年平均增长３．４％的环境吗？我觉得很难。未来某一年由于政策力度很大，由于正好这个时候国际环境在复苏，超过１０％完全是有可能的，但是未来十年依然保持每年１０％的增速，这就很难。为什么呢？经济增长有很多动力，但是最重要的两个动力，一个是一个国家的人口结构，这是一种客观的因素。第二个是一个国家的债务水平。一个国家有劳动能力的人占比比较高的话，通常增长比较快，这个道理显而易见。而现在很多发达国家很快将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工作年龄的人口明显下降，这将使这些国家的ＧＤＰ增速在未来出现一个拐点性的下降。而一个国家如果债务比较高，通常经济增长速度比较慢。因为国家债务高，意味它要用税收来偿还这个债务。在目前人口即将老龄化之际，按理说这些国家最不应该做的是大量发债。但是出于无奈，美国等发达国家要拯救经济，只能依靠大量发债。这样的话，国家拿得多，企业和个人拿得少，动力就下降。也就是说从这一轮全球经济的调整形状来看，跌下来很深，但上来的话不可能再上到原来的水平。美国等西方国家是我们出口最大的买家，他们出现拐点性下降，意味着我们的出口也拐点性下降，如果我们内需没有拐点性上升的话，我们的经济就会出现拐点性下降。因此，我们要想回到过去平均每年增长１０％的速度，那是不可能的。
出现这个情况，怎么办？从眼前看，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出口这一驾马车将遭受结构性影响，我们必须推动另外两驾。如果投资盲目增长太快，产能过剩会愈演愈烈，所以关键还是拉动消费。如果要拉动消费，长期来看，建立完善社会保障，增长政府在医疗、教育方面的投资非常重要，而且近段时间来，政府在这个领域中已经做了相当多的努力。但是从短期来看，要想拉动消费，是很困难的。因为现在老百姓知道自己已经不是在国有企业工作，退休以后得自己照顾自己，没有人照顾你。老百姓有钱也不敢花，怎么办？除了社会保障这些要做的事情以外，关键是要把钱给老百姓，老百姓没有钱怎么花？要还富于民，就要改革税制，通过减税，尤其是减少那些抑制消费的税，来鼓励老百姓敢于消费。另外，要加快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等，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体制。我国还需进一步打破垄断，降低私人资金进入某些领域的限制和门槛。比如说我们的医疗教育、文化领域，完全可以让更多的私人基金介入。还有一些领域，比如说铁路运输领域，私人资金也可以进去，但是票价不理顺的话，进去是要亏本的，所以首先要理顺价格。
探索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协调发展之路
张小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
进入本世纪以来，在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城乡一体化当中，城市经济的集聚和辐射功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离开了城市的发展，离开了空间结构经济的腾飞，很难准确地描绘我们过去三十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展望未来，我国城市化步伐将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城市化率从２０％左右提高到去年的４５．７％。城市化建设已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按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未来十年里，我们将迎来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的历史转折。未来十年里，中国将有五到十个经济总量超过万亿元的大城市，希望宁波也能在其中。同时，各地至少还会再增加５０个年均经济总量超过千亿元的城市。总体上来看，我国县级城市的发展水平和人口承载能力目前比较弱，当然也意味着未来有更大的发展潜力，也有必要得到更大的提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未来的十年可能是中国城市化的一个高潮。
以市场为纽带为更多的城市创造发展的空间。在一个１３亿人口的国家实现工业化、城市化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事情。我们要借鉴国际经验，更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探索一条新路。作为一个经济大国，需要有若干个千万人口的大城市，需要有作为国际商业中心的城市。但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更需要数以百计乃至千计的中小城市的经济大发展。我国人口数量大，城市化不可能仅仅靠少数大城市的发展来实现。因此，如何加强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实现合理的产业分工和布局，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的协调发展，是未来我国发展中的重大课题。
城市的发展既要对外开放也要对内开放。一个城市的发展，要成为区域的经济中心，成为国际商业中心，成为投资、经营、就业和居住的乐土，成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之地，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竞争是必不可免的。目前，在招商引资方面，在各种各样的城市开放的过程中，城市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各个地区和城市之间的合作势头正在兴起。以城市为主体的各种展会、洽谈会越来越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城市开始出现制造业往外转移的迹象，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群现象正在中西部地区得到复制。要加强城市之间以市场为纽带的合作，需要政府开放发展思维和实实在在的改革举措。我的想法是，第一，要提倡物尽其用。所谓物尽其用就是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包括资源优势、区位优势、文化优势等。第二，要物畅其流，建立高效便捷的物流网络，建立多层次的物流体系，形成更广的公共服务体系。第三，是做到人尽其才，要有好的用人机制，能够让更多的人找到合适的岗位，让更多的人能够发挥聪明才智。
对外开放城市的区域整合和提升方向
张燕生（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到一个调整时期。调整有三个长期性的因素，影响到对外开放，也包括开放区域下一步的发展。这三个因素一是，预计２０１０年到２０２５年，中国低成本的优势将发生很大变化。现在我国还有１．２亿农村剩余劳动力，估计未来１５年里，这些农村剩余劳动力将基本转移完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就是加工贸易和以加工贸易为基础的招商引资体系会出现重大的结构性调整。第二个长期性因素是，过去三十年的发展，我们主要依靠进口设备、依靠招商引资、依靠购买外国技术特许权的方式。在未来１５年中，这种模式，将向以自主创新驱动的模式过渡。但目前我们的很多企业基本上没有自主创新的能力，我们的环境基本上不支撑自主创新。那么未来１５年作为过渡期，能不能完成这项重大调整？第三个因素，我们在前３０年中形成的一切为了出口、一切为了招商引资的外向型模式，将向经济国际化过渡。在未来１５年能否完成人才的国际化、资本的国际化、产业的国际化、产品的国际化，也将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
因此，开放区域要实行转型发展，一是从外向型的模式，通过扩大内需和稳定外需向经济国际化战略调整。这包括人才全球化或者是人才的国际化，产品链或者是产业增值链的研发、生产、销售、服务等整个链条的国际化，而最重要的因素取决于人才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和提升。
同时，研究表明，目前我国企业自主创新的能力很弱，国内支撑企业自主创新的环境还存在着很多的瓶颈，９３％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没有研发创新投入。因此，共同打造企业自主创新的能力对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创造自主创新的环境都至关重要。
我们还要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服务业包括为生产中间增值的生产服务型企业，提升生活品质的消费型服务业和公共社会服务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是下一步开放区域整合提升的基础。
跨国并购是馅饼还是陷阱
张文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
最近，关于跨国并购的话题炒得很热，一个是中铝并购受到了挫折，另一个是四川一民营企业收购悍马。实际上，过去几年我们到外国去并购越来越多，不但有国有企业出去买企业，也有很多民营企业走出去，包括浙江万向集团已经出去收购了几个企业。
在这一轮金融危机中，国际制造业受到很大打击，这对中国来讲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馅饼到底能不能吃，或者实际是一个陷阱？我们来看看我们的邻居，有一些亚洲企业跟我们有同样的文化，他们的海外并购对我们还是有一些借鉴意义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日本企业海外投资达４０亿美元，八十年代初迅速突破一百亿美元，八十年代末就是六百多亿美元，增长非常快，多数是海外并购。他们也买了很多物业，包括帝国大厦、洛克菲勒中心等地标性的建筑。韩国企业也是经过二十年高度出口以后，然后进入了大规模海外投资。他们的并购效果怎么样？日本海外并购很多是以失败而告终的，成功率不足３０％，特别是跟欧美企业并购以后，整合非常地难。很多海外并购开的花很香，结的果很苦。
我们看了他们的经验教训以后，再来看中国海外并购的例子。目前中国海外并购的目标主要是买资源、技术、品牌、渠道等几大类。我们在初步研究中发现，无论是哪一种目标，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但总体而言，出口导向型的并购失败的可能性更大一些。进口替代性并购成功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出口导向型是到国外去并购一个企业，目标企业买过来以后生产的产品，还是在当地销售或者在欧美发达国家销售。这种并购是为了提高我的这个企业在某一个行业里面的市场占有率，特别是提高在欧美市场的占有率，或者是改变我的低端产品的结构，跻身高端产业。进口替代型并购则不一样，是买了这个目标企业后，目标企业生产的产品在中国就已经有销售，只不过我买它之后，不是像原来那样通过中国进口商来进口，而是通过内部配送的方式或者内部加工贸易的方式进到中国。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庞大的中国市场可以使进口替代型并购提高成功率。我们以前是以市场换技术，现在要转向以并购买技术、买品牌、买资源、买渠道，这个路子能不能通，还需要时间。
在经济危机中推进企业改革与开放
王志乐（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北京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所所长）
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全球的管理或者说金融协调，远远落后于全球生产力的发展。那么，这次金融危机之后，不可能要求这些生产力退回来，要求全球化退回来，只能是进一步发展。所以我们的政府和企业，应该通过坚持改革开放来应对全球的经济危机。
在企业层面，要迎接进一步改革开放，一个是扩大开放，进一步推进企业的全球化。我国企业的全球化水平还相当低，在全球吸纳资源、整合资源的能力也很低。在金融危机的形势下，要提高我国企业吸纳、整合全球资源的能力，一个方向是继续引进来，积极参与并购。没有真正的引进来的并购，我们就不可能有走出去的并购能力。另一个方向是积极走出去，打造中国的跨国公司。中国多数企业开始是国内企业，通过对外贸易变成了国际公司，今后还要进一步考虑如何发展成为全球性公司。
再一个是要深化改革，促进各类企业竞争合作。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发展的新格局。但实际上有很多领域，民营企业要进入非常困难。当年邓小平提出姓资姓社的问题，我们不应该以姓社姓资来排斥民营企业，也不能以姓中姓外来排斥外资企业。我们要按照十七大提出的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互相促进的新格局，只有这样，我们企业改革才有可能走向更高的阶段。
所以我的结论就是：我们要用全球的视野来看企业的发展，从民族视野扩大到全球视野，从民族工业思维上升到全球工业思维，解放思想，让我们企业在金融危机以后，有一个新的高度，去迎接新的挑战。
文字整理 记者 吴俊琦 实习生 潘琴琴 通讯员 吴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