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会走到这一步，这背后的事发人深思：如何关心帮助居家的吸毒人员？预防类似悲剧，社会、家庭该做些什么？

　　前不久，一个操着湖南口音的中年人几经碾转找到了江北区文教街道双东坊社区，向居委会打听一个叫姜元（化名）的人，“他是你什么人？”男子答：“算亲哥吧。”“亲哥？他死了快半年了你都不知道？”

　　就在男子目瞪口呆的同时，社区工作人员心里也五味杂陈，姜元有１０余年吸毒史，出殡那天刚好是除夕，是居委会和社区志愿者送了他最后一程。

　　寻亲的男子是姜元同母异父的弟弟，后来他见到了姜元的父亲姜大平（化名），７５岁的老人知道对方身份后大哭起来。这背后有什么伤心故事？

　　昨天，离姜元最后一次从戒毒所出来刚好１周年。姜大平又找到了居委会：“这些事就像一块大石头，压得我心里慌啊！”

　　世界禁毒日快要到了，姜元的故事也许可以引起许多人的深思。

　　去世３天父亲才发现

　　２００８年６月１８日，反应已有些迟缓的姜大平对这一天记忆犹新，儿子第６次被强制戒毒后放出来的日子。那天下午姜大平正在小区散步，突然有人拍他的肩膀，一回头竟是两年未见的姜元，他觉得自己像在做梦。

　　儿子笑道：“爸，我戒得好，提前１年出来了。”

　　姜大平连连应着：“好，好。”可他没想到儿子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找他要钱，他颤巍巍地回屋去，摸出这两年的积蓄，整的零的一大把，有些讨好地递上去：“２０００元，都在这儿了。”姜元一把拿过去，数了数：“还差１０元！”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姜大平呆在原地，那一刻，他的心彻底冷了：“白养的儿子啊！”

　　从此，他虽和儿子住同一屋檐下，但不主动说一句话，儿子进进出出他视而不见，儿子的房间更是从来不进。今年年初，他发现儿子脸色越来越差，经常咳个不停，可他硬着心肠不去问。直到有一天，他想想竟有３天没见儿子出房门了，实在觉得不大对劲。于是他找到了居委会，和社区敬老志愿者戚师傅一起打开了儿子的房门。

　　５１岁的儿子姜元静静地躺在自己的床上，蒙在被子里，睡着了，永远地睡着了。

　　戚师傅记得很清楚，那天是１月２４日，农历腊月二十九，天气很冷。姜大平的手像冰一样，一把把他拉出房门：“不管不管，就让他在里面，让他睡吧。”他的手在发抖。

　　人死了，当然不能不管。居委会联系了派出所，经警方确认系自然死亡。接下来，联系丧葬公司、殡仪馆，出殡，火化，一切都是居委会和社区的志愿者们在张罗。出殡那天刚好是大年三十，为姜元捧骨灰盒的是戚师傅。作为姜元身边唯一的亲人，姜大平只是在后面跟着，不说一句话。

　　“解脱了，解脱了。”从殡仪馆回来的时候，姜大平面无表情地重复着这句话，看不出悲喜。

　　真的解脱了吗？邻居们都说，这半年，姜大平又苍老了许多，脑袋也明显不灵光，说话也不利索了。儿子的房门依然是关的，布置一如从前。

　　姜元去世前半个月查出得了肺结核和肝炎，很严重，这点当时居委会很多人都知道，只有姜大平毫不知情。

　　“他当时对我啥也不说呀！”姜大平痛苦地低下头去，“这半年，我这心里越发觉得空啊，不跟你们说说，就要憋疯了。”

　　亲情缘何越来越淡薄

　　这半年，姜大平总是想起以前的事，他承认：“是我没把他带好。”

　　姜元４岁的时候，姜大平离了婚，前妻回了老家湖南，把姜元留给他。一个男人带着孩子很不容易，姜大平上班的时候，就把他放到车间外。“那个时候我从不管他，等我想起来该管管他的时候，他因为偷东西已经被抓起来了。”

　　姜元第一次被抓才１２岁，被派出所带走的时候，姜大平才惊觉，儿子已经是个很有主意的大人了，无论眼神、表情还是说话的语气，都让他觉得陌生。

　　放出来，一顿棍棒，儿子离家出走，又是偷，再进去。这几十年，儿子差不多有一半在看守所或监狱里，没有结婚，又不肯好好工作，他很看不惯。父子俩很少好好说话，不停地吵，有时还动手。１０年前，姜元被朋友拉下水染上了毒瘾，父子关系更糟了。那时，姜大平跟邻居们说得最多的话就是：“这个儿子还不如不生，我再也不管他了。”

　　事实上，大家都知道，姜大平每月一发退休金，就会给儿子塞钱。但除此之外，父子俩很少有心平气和的交流。儿子一次次复吸，让他越来越失望。最后一次儿子出来拿走２０００元后，他便彻底死心，打定主意不再理他。

　　此后，父子俩再没同桌吃过一顿饭，家里的气氛一下降到了冰点。看着姜元目中无人的进进出出，每分每秒对姜大平来说都是刺激。

　　吸毒者也渴望亲情温暖

　　“其实，每次他出来，都是真心实意想戒的。”负责社区综治工作的冷培荣似乎了解得更多。她告诉记者，因为居委会帮他办过低保，姜元和他们挺亲，常来和他们聊天。她知道那次姜元拿走父亲的２０００元，并没有用来吸毒，只不过添了几件新衣。

　　在冷培荣的记忆里，姜元也曾经很努力地找工作，只是因为吸过毒身体不好，再加之有前科，没有哪家单位肯要他。“他其实也挺可怜的，没有工作，家里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

　　冷培荣还透露了一件事，１０年前，姜元曾一个人跑到湖南去寻找生母，他见到了母亲和弟弟妹妹，但见面情况如何不得而知。回来后，他很少再提生母，这１０年好像也没有再联系。

　　这些，姜大平并不知道。直到前一阵，姜元的生母身体不好，惦着大儿子，于是打发另一个儿子来打听，没想到姜元竟先去一步，于是就发生了本文开头的一幕。思量再三，姜大平让对方带走了姜元仅有的两张照片，理由是不想再勾起伤心事。

　　冷培荣说，姜元其实挺渴望感情的交流，只是家人给得太少。他自己脾气也不好，于是很难得到父亲的谅解。他很容易又回到原来那些“朋友”身边，重染毒瘾。

　　冷培荣希望姜元的经历能给所有吸毒者的家人提个醒，无论如何不要放弃他（她），家人的支持往往是他们重生最后的希望。

　　社区戒毒还有很多事要做

　　姜元的不幸还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吸毒者回家后怎么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施行已有一年有余，宁波戒毒研究中心主任周文华告诉记者，新法体现了“以人为本”，注意到吸毒成瘾者具有违法者、受害者和慢性脑病患者等三方面的特征，与一般人群的差异，因而明确规定了吸毒成瘾人员特定的权利与义务，即有获得国家帮助的权利，也有进行戒毒治疗的义务。

　　其次，强调了社区戒毒的概念。只有吸毒成瘾人员拒绝接受社区戒毒、违反社区戒毒规则以及吸毒成瘾严重、通过社区戒毒难以戒除毒瘾的，社会才能进一步干预，由公安机关决定强制隔离戒毒。社区戒毒工作由城市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落实有针对性的社区戒毒措施。具体哪些措施，法律中没有进一步规定，需要政府制订详细的实施方案。

　　“问题就在这里，究竟怎么做？谁来落实？光靠居委会肯定是不行的。”周文华认为，吸毒人员回归社会后的生活才是最重要的，创造一个良好的正面环境，我们需要做的还很多。比如强化社区民警的监督，进行戒毒知识辅导和法律援助、对社区戒毒人员进行告诫、对戒毒情况进行定期评估等方式进行管理和帮助，要明确社区戒毒人员、家属和单位的义务以及严重违反戒毒协议的界定；有专业的医生定期或不定期给他提供帮助，让吸毒成瘾人员自愿参加戒毒治疗和戒毒药物维持治疗；更多的优惠政策帮助其找到合适的工作，在经济上给予适量的补助，这些具体的措施若能得到更好的落实，形成一个行之有效的机制。吸毒者就会有更多机会摆脱毒品，回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