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6日，备受瞩目的“邓玉娇刺死官员案”在湖北巴东县法院一审结束。合议庭当庭宣判，邓玉娇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但属于防卫过当，且邓玉娇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又有自首情节，所以对其免除处罚(6月17日《宁波日报》)。

　　“邓玉娇案”的另一主角是巴东县野三关镇招商办原主任邓贵大，被愤怒的网民称为“杀了活该”。邓玉娇在法律上恢复自由，而邓贵大在道德上却落得个“该死”，因为邓贵大完全是咎由自取，是不健康的生活情趣把自己送上了黄泉路。联想到近来集中曝光的习水嫖幼案、丽水嫖幼案，还有刚落马的北京市海淀区原区长周良洛，坦白自己一到晚上就想过“那种夜生活”……显示出某些官员的生活情趣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不得不承认，在经济与文化快速转型阶段，一些人的精神世界突兀地垮塌了，价值观迷失了抑或对正确的价值观开始怀疑，这包括个别掌握着一定权力的官员，仿佛不知道活着是为了什么，什么样的娱乐才是健康的生活。富贵不能淫，这不是什么君子之道，而是常识。像邓贵大们所受的正面教育不会少，很可能还“教育”过自己的下级呢，可还是管不住自己。是不是我们的教育环境与生活现实有误差？的确，当前有一种风气是，有人把放松、消遣、刺激当成了精神生活和娱乐追求，而支撑这种行为的往往是权力通吃、私欲膨胀、有钱能使鬼推磨的人生理念与社会现实。这种人的精神世界藏污纳垢，泥沙俱下，惟我独尊，心灵里很少留出地方来存放一下组织的关怀、社会的宽容和人性的善良。从某种程度上说，邓贵大是可怜的，他的死既是自己“玩乐至死”，又是被强大的社会正义和秩序净化掉了。“出来混，迟早要还的”，这不是什么江湖诨话，而是民间智慧。

　　更让人担忧的是，在一些地方“公务娱乐”已成气候。日前，人民日报进行了一项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受访基层官员中三成以上认为，党政干部出入营业性娱乐场所是“工作需要，必须参加”。官员的生活情趣问题，早在古代就是一个痼疾，那些高官小吏们，把声色狎妓当作标榜“名士风流”的得意之举。现在，如果一个公仆在“八小时之外”，甚至以“工作需要”为名，行效这种风气，只会滋生骄奢淫逸、腐化堕落。俗话说，人忙不垮，却能闲垮。在放松、休闲的名义下，娱乐得没了档次，休闲得失了健康，何谈工作需要，何谈为民公仆？

　　风成于上，俗形于下。尤其是公职人员的生活作风和生活情趣，不仅关系着本人的品行和形象，更关系到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对社会风气的形成、对大众生活情趣的培养，具有“上行下效”的示范功能。个别人的出格表现，就像酒后驾车，不仅会自毁人生，还可能威胁社会公共秩序，正常的社会净化功能将不堪重负。

　　其实，干部的生活情趣坠入险境，不在于教育偏少，也不在于类似“十禁止”、“八不准”的规定太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干部的周围“屏蔽”太多：财务制度不公开不透明，必然是公款吃喝浪费严重；干部任用程序上设置暗箱操作空间，必然有带病提拔之祸；权力的运行不在群众和组织的监督之下，必然有人要做出见不得阳光的不轨动作，等等。如果把这些“屏蔽”去掉，邓贵大们的生活字典里才会有人格、公仆、平等一类的概念，官员们的生活情趣里，也才会有警惕、有拒绝、有矜持，而不是在夜色掩护下上演“名士风流”。

　　(辛甘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