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在天安门广场留影。

1999年在天安门城楼留影。

　　■《征集天安门前拍的照片》后续

　　对宁海胡陈乡乡村医生谢时亮来说，两次北京之行而且承载了他的人生理想，记录了家庭巨变。

　　１９７８年：自费赴京与专家聊文字改革

　　１９７８年，２６岁的谢时亮是一个参加工作两三年的乡村医生，那时的工资不是现金，而是生产队的工分。高小毕业后只读了一年中学的他有一个业余爱好：研究文字。

　　谢时亮对文字的兴趣，是从学习汉语拼音开始的，他对汉语的读音文字演变进行了研究，并希望对文字进行改革。１９７８年初，他将自己的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整理，４月１８日，谢时亮决定带着自己的研究成果上北京，在此之前，他一直在家乡宁海，甚至没有到过宁波市区。

　　１９７８年，一个乡村医生要自费上北京，去办的事情和他的本职工作又相差十万八千里，谢时亮说：“能成行，离不开父母和村里的支持。”那时出远门都要介绍信，没有介绍信简直就是寸步难行。谢时亮在村里开了一封介绍信，谢时亮去北京的理由是这样写的：要把文字改革的事情弄清楚，向文字专家探讨。谢时亮乘坐长街到宁波的班车到了宁波，再从宁波乘火车到了杭州。

　　在买票的时候，售票员告诉谢时亮，上北京要有省有关部门的介绍信才能买到直达的票。１９７８年４月２４日中午，谢时亮在杭州车站休息时，听人说上北京也可以不用介绍信，先买票到河北廊坊，但在廊坊不要下车，直接到北京后再去补车票。凭着这条信息，谢时亮终于踏上了北上的列车。

　　经过２７个小时的期盼和等待，当列车到达北京的永定门站时，谢时亮下了车，他终于踏上了北京的土地！谢时亮给家里发了一封电报：在京很好！他先后4次去了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专家听了谢时亮的序字拼音方案和类词精义方案后，给予的评价是“精神可嘉仅供参考”。

　　在北京的日子里，他坐公交车或者步行游览名胜古迹，在天安门城楼、长城等处拍照留影。

　　谢时亮出门时只带了２００元钱，这相当于他半年的收入，在北京呆了４０多天，２００元钱根本不够用，他只好到文字改革委员会向人借了２０元钱。回到宁海的家里时，谢时亮的口袋里仅剩两分钱了。

　　１９９９年：学术交流间隙登天安门城楼

　　１９９９年的８月，谢时亮再次来到北京，这次他是参加一个全国性的医学研讨会，火车直接从宁波出发，到了北京有专人接待，住的也是宾馆。研讨会开了三天，谢时亮提前一天到的北京，他再次参观了天安门。

　　８月１９日早上7点，谢时亮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并在城楼上照了一张彩色的留念照，天安门管委会还给每一位参观城楼的人发了一本红色的留念证书。和前一次不同，这次谢时亮带了足够的钱，在北京四天就花了２０００多元钱，到北京的第一天，他就用公用电话给家里报了平安。

　　１９７８年，谢时亮家有7口人，年收入１２００余元。居住的房子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木结构老楼房，家中根本没有电器，连自行车也没有，那时全家人关心的是温饱问题。１９９９年，北京之行后，谢时亮家就开始盖新房了，房子到２０００年上半年盖好，三间楼房花了９万余元，家中也配置了电视、电话、电风扇、电饭煲、煤气灶等现代家具。

　　２００９年：今后还要带研究成果上京

　　２００７年，谢时亮的儿子硕士毕业后在北京参加面试，游览了故宫等名胜古迹，在北京用手机给父母报了平安。儿子现在供职于杭州一家事业单位，家中手机、电脑和数码相机都不只一部。时代的巨变让谢时亮感慨万千。

　　几十年的岁月，在谢时亮的记忆里是如此的真实、丰满。谢时亮在文字语言领域的业余研究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他说，他要再花三年的时间，把自己的研究整理出来，出一本书。在有生之年，他还要上一趟北京，再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专家探讨文字研究。（东南商报记者 陈爱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