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远流长的宁波话，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在国家大力推广普通话的形势下，何去何从？

　　正如国学大师陈寅恪所言：“中国的文化保存在语言中。”方言作为“一方之言”，蕴涵着丰富的历史、民俗、传统等信息，具有独特的使用价值和文化价值。提倡普通话和方言的保护并不是一对非此即彼的矛盾，它们的关系应该是互补双赢、和而不同。

　　在开放、多元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宁波话可以发生变化，但不能消失。

　　事实上，在几千年漫长的岁月中，无论哪种方言，还是不同时期汉语的共同语，都经历了不断的变化发展，吸收了大量的新词语，变得越来越丰富。

　　早在2100多年前，汉武帝就派张骞通了西域，以后又开辟了丝绸之路。伴随着胡椒、胡桃、胡豆、胡琴、苜蓿、葡萄、石榴、狮子等新东西而来的，当然还有这些新的词语。

　　唐朝有玄奘取经，有空前规模的经文翻译。过去、现在、未来、世界、圆满、智慧、神通、因果、刹那、顶礼、自觉、因缘、肉眼凡胎、天女散花、五体投地、现身说法……我们现在用起来得心应手的这些词语，都来自佛经。赵朴初先生曾戏言：“如果把宗教词汇从我们的语言中全部剔除，很可能我们连话都不会说了。”

　　有专家认为，其实早期影响最大的外来语，就要算这佛国梵音了。

　　那么，后世影响最大的外来语，无疑便是英语。

　　五口通商后，上海华洋杂处，中西混合，流行所谓的“洋泾浜英语”。洋泾浜当年是黄浦江的一条支流，也是租界的界河。这一带同老外打交道的三教九流，包括当时涌入上海的宁波人，说的英语多夹杂沪腔甬调，所以叫“洋泾浜英语”。

　　不可否认，洋泾浜英语丰富了上海方言，同时也丰富了宁波方言。现在，许多洋泾浜词语早已融入普通话，如模特、沙发、咖啡、可可、的士、派对、吉普、坦克、马拉松、爵士乐、麦克风、白兰地、冰淇淋、高尔夫等。当然，也有许多词当年风行一时现已风光不再，如赛因斯(科学)、德律风(电话)、司的克(拐杖)、披霞那(钢琴)等。

　　这说明，语言的发展有其自身规律，只有约定俗成，才能流传下来。

　　在引进外来语方面，日本人利用汉字翻译或创造的大量词语，堪称妙笔。如历史、现实、物质、科学、原则、单位、对象、系统、观念、背景、希望、意识、概念、现象、前提、条件、辩证法、派出所、化妆品、处女作等。这些词，早已和我们的语言“混为一谈”了，甚至让人感觉不到是东洋的“舶来品”，倒像是中国的“土特产”。

　　方言的形成，除山林江河的自然阻隔外，与人口的迁移、流动关系极大。如果说历史上中原汉人的几次大规模南下，对南方地区的方言曾产生深刻的影响，那么，眼下汹涌的民工潮，也必然会掀起一场语言上新的磨合、交融高潮。

　　今年2月份公布的我市人口发展报告显示，去年全市户籍人口为568万，登记的暂住人口已经猛增到359万。也就是说，每100个本地人，就有63个外地人。五湖四海，南腔北调。宁波企业要招兵买马，外地民工要入乡随俗，什么“灵桥牌”(宁波人)、“黄山牌”(安徽人)、“峨嵋派”(四川人)、“少林派”(河南人)，统统“打成一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人们见面，问一声“买车了没有？”就像从前打招呼“饭吃过吗？”

　　“雷词”爆发，新的流行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滚滚涌来。

　　网虫不是虫，菜鸟不是鸟，驴友也不是驴。你要登陆，我要灌水，山寨也不是连环套。

　　同样是强调黑，老宁波说：“黑漆皮灯笼。”小宁波说：“七月三十夜(无月)，非洲丛林里，黑人 乌鸦。”不同时代的人，说话风格也不同。

　　沉淀在方言里的，是一份厚重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