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新芳先生为第一梯次回国，约100多人(注：应该是约400人)，1944年元月回到上海，直接回到浙江宁波家中，因自己从小就放牛、种田、没有专长，生活非常困苦连吃饭都有困难，有一位堂兄弟在当乡长，1947年介绍到浙江省政府包围团当差(该团有一百多人)，1950年随国民党政府退到台湾，在基隆下船后编入“国防部”警卫团(后来改编为陆军32师)，担任卫戍部队任务，迄1971年于陆军步校示范指挥部以中士退伍。

　　说明：当时在巴新战俘营中最高军阶的中国战俘将领为上校，名叫陈宇簧，湖南人，后来在巴新的日军战俘营中遇难，后安葬在拉包尔战争公墓中，从我们发现的拉包尔墓地资料中显示：姓名：CHANG YUR WONG(陈玉簧)，军衔：Col.(上校)，死亡地点：Rapitock，于1946年10月25日迁葬到拉包尔战争公墓，墓地编号为：AF.C.7(AF区，C排7号墓穴)。这里卢新芳老人提到的组织战俘自己管理的应该是另两个人，一个是李维恂，此次我们到高雄也访问了他。

李维恂手持江西政府赠送的紫砂壶

李老和儿子李权宪

　　李维恂老人对那段历史记忆非常清楚，我给他做了12个小时的访问。老人以90岁的高龄，每次连续谈4、5个小时，精神抖擞，一点也没有累的表现。据李维恂回忆，当时他以少校的军衔，从在南京老虎桥战俘营开始，就在战俘中担任战俘自我管理的大队长，负责与日军交涉。到拉包尔后，他仍然担任战俘大队长。现在在台北的另一位从巴新归国的老兵李焕文当时就和李维恂同在一个大队。但卢新芳与他们不在一个地点，属于另一个战俘大队。日本投降后，所有的中国军人都集中在一起，成立了两个战俘大队，另一个大队由吴棪中校率领。战后生存下来的36名八百壮士单独组建了特别中队，自己我管理。在当时，在战俘中，四行仓库保卫战的八百壮士仍然享有较高的威望，其他战俘对他们十分尊重。在两个大队的名单中，我们也看到有八名新四军战士。这部分情况，我会在介绍李维恂老人的文章中有详细介绍。而此次我们去台北未能见到的李焕文老人，决意不想再受外界打扰，据介绍，只要提及在巴新战俘营的那段历史，老人都会流泪，显然那段痛苦的历史，让他不堪回首。

　　我曾经看过一本介绍对越作战的书，书的作者这么说，一个忘记民族军人为国家作出牺牲的民族，是没有精神的，这位作者也说，当年日本军人在中国作战为什么那么拼命，因为他们知道，在他们死后会得到国民的祭祀和敬仰。从目前来看，我们中华民族，对那些为国家作出牺牲的军人的尊敬做得还很不够，我们在遗忘他们的同时，还多了一份冷漠。我们不能等到民族危难的时候，才想起我们需要这些军人的献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