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谢伦寿的女儿到上海交大报到。在今年的高考中，他女儿以总分706分的成绩成为我市理科状元。谢伦寿逢人便夸：“这在以前，根本想也不敢想，现在几乎所有人都能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了。”

　　今年55岁的陈先生告诉记者，1969年他小学毕业，那个时候对于农民家庭来说，能上学就是很奢侈的事情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当时提倡的是“读书无用论”，这对当时教育的冲击相当大，加上办学条件简陋，以及父母不重视、家庭困难等条件的制约，许多人读了小学后，就开始学手艺，走上社会，大多数人都处于半文盲的状态。1969年下半年，各地公社开办的简易初中遍地开花，因此，陈先生那一届是那个年代就读初中人数最多的一届。因为当时应届的、社会上学生都来读初中，所以，在班级里一眼望去，学生们的年龄差距很大，成了当时的一大“特色”。初中毕业后，当时只有极个别的人才会继续读高中，因为初中生在当时已经算是“知识分子”了。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老师的文化水平也较低，相当部分老师只有高中毕业。

　　今年45岁的谢伦寿是奉港高级中学的教师。他告诉记者，他读书的时候，因为家里兄弟姐妹多，所以读书对家里的经济负担还是比较重的，但是大多数人都能够上得起学了。1982年，他高中毕业，虽然恢复高考制度已经好几年了，但是因为观念的问题以及受当时大学数量少、录取人数少的限制，许多人考大学都本着“重在参与”的精神。谢伦寿说，当时他们那一班有应届生30多人，但是最后考进大学的只有2人。考上大学就意味着跳出了龙门，村里出了一个大学生这是多么稀罕的事。

　　现在，九年制义务教育已全面普及，普通高中和中职教育快速发展，大学的大幅扩招，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谢伦寿说，现在家长们不单单是要让自己的孩子上学，而且还是要上好的名校。几乎所有家长都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有些家长希望在心仪的学校边买房子，以便孩子能划分到该学区，这些都充分表明了家长们希望给孩子们从小开始接受最好教育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