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4年8月1日，谷牧同志向邓小平同志汇报工作。（宁波经促会供图）
王耀成
读过拙著《大潮初起》（初版名《潮涌三江》）的人差不多都有一个同感：真应该为在过去３０年里，在关键时刻为宁波起飞奠基的人们塑一座群雕。比如邓小平、万里、谷牧、包玉刚、卢绪章、陈先……
而在这座群雕中，谷牧应该放在突出的位置。可以说，是谷牧同志把邓小平和党中央、国务院对宁波的关怀，具体化为我们今天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如果说，宁波的开放开发是一部有声有色的活剧，那么谷牧同志就是它的总策划、总导演、总指挥……
记得１０年前，我在接受撰写那本书的任务后，立即拟定了一个采访谷牧的计划，而且得到了来自北京的支持和帮助。我首先想到采访谷牧，是因为在宁波开放开发的历史进程中，他担当了独特的角色：
是他，一次次传达了小平同志对宁波的关怀和指示；
是他，一次次亲临宁波实地考察，帮助宁波理清了发展思路；
也是他，在受命担任国务院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组长的３年中，亲自主持召开了６次会议，其间宁波所有重大决策几乎都是在他的帮助下制订和实施的。
遗憾的是，采访计划未能实现。我们得到的回复是：谷牧同志身体欠好……再说，年纪大了，有些具体的东西也记不清了。
但是我们也有意外的惊喜：谷牧同志提供了一张小平同志和他在北戴河谈话时的照片——
１９８４年８月１日，邓小平左手夹着一支烟，大拇指抵着过滤嘴烟头，右手拿着已经顶开的火柴盒，拇指和食指捏起了里头的火柴……仿佛只待“嚓”的一声，手中的烟就会被点着。但是一切都定格在一种殷切的期待里：“宁波究竟怎么样啊？”问完这句话，邓小平侧转身子前倾在沙发扶手上，略眯着眼睛，定睛关注着谷牧，专注的眼神里充满着期待。
听完谷牧的汇报，邓小平欣慰地说：“宁波的事情好办点。宁波有那么多人在外边，世界上有名的两个船王包玉刚、董浩云都是宁波人嘛。”
邓小平历数着宁波要抓紧办的几件事情，随后加重语气道：
“要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
邓小平的这句话，犹如发出了宁波开发建设的动员令。邓小平以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的胆魄和睿智，感召了一支强大的“海外军团”，投身于祖国和家乡的开放开发大业。
北戴河谈话的详情，谷牧在两天后，即１９８４年８月３日召开的“第三次沿海城市开放和特区工作联合办公会议”上作了详细的传达；接着他在同年８月２７日下午专程来到杭州，向浙江省的领导王芳、薛驹、张兆万和宁波市的领导葛洪升、耿典华等传达了小平同志对宁波开放工作的重要指示。
这次杭州之行，谷牧还带来了一个“老宁波”卢绪章。谷牧风趣地说：“你们看过《与魔鬼打交道的人》的电影吗？卢绪章同志就是与魔鬼打过多年交道的人。现在根据小平同志指示，基本上‘卖’给浙江了，别的事不管，就是对外，把全世界的‘宁波帮’请进来，建设宁波……卢绪章同志算你们的人了，今天不是我带他回北京，而是他出差去北京。”
有意思的是，帮助宁波开发建设的另一重点人物——宁波人陈先，也是谷牧引领回宁波的。
当年，我两次采访了国务院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的副组长、原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陈先。“那一年，万里同志要我跟他到宁波，参加宁波大学奠基。在宁波他召集开了个会，研究成立‘国务院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包玉刚先生要万里同志牵头，万里推荐了谷牧同志。回去后，谷牧同志就把我找去，要我当副组长。这是我真正介入宁波的事情。算起来，我离开家乡宁波已经几十年了……”
说起谷牧同志，陈先的话语里充满了敬意：
“最早知道谷牧同志，是在刚刚解放的济南。”
“我参加了济南战役，济南是我军解放的第一座大城市。济南解放后我在军管会工作，谷牧同志是第一任济南市长。后来我南下参加接收上海，谷牧同志是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后来他到国家计委、经委工作。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也调到北京工作。文革初期，他和余秋里同志都是周总理的得力助手。后来当国家建委主任、副总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他刚刚重新出来工作，周总理就叫他抓港口建设，抓了三年，很见成效。这为宁波后来的对外开放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也许，这就是谷牧同志和宁波最初的缘分吧。
对协助周总理抓港口建设这一段经历，后来谷牧在视察北仑港的时候，站在开发区附近的笠山风力发电站山顶，面对天风阵阵、海涛声声，也曾感慨地回忆起。谷牧的感叹既有欣慰也有遗憾。欣慰的是，镇海港区的开发，掀开了宁波港开发的序幕；遗憾的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后来没能继续抓下去。
从１９８４年４月２７日到８月２７日，四个月里谷牧亲临宁波两次，以后几乎每年必到。４月这一次，他是来检查中央召开的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精神的贯彻情况。在听取了省、市的汇报以后，谷牧实地考察了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预选地址小港和北仑港、宁波老港。
对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后来的宁波保税区，谷牧同志是最先给予大力支持的中央领导同志。谷牧亲任组长的国务院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成立后，宁波的发展战略和重大的项目决策，差不多都是在谷牧主持下研究确定的。
谷牧同志是最早受邓小平的派遣到国外考察的，他对对外开放的事站得很高，看得很远，在他身上体现出中国高层领导的深谋远虑和高屋建瓴。
改革开放之初，包括宁波市在内的许多领导和政府部门，对引进外资、搞中外合作都没有经验。谷牧同志就耳提面命，多次给宁波的同志讲他的“蚂蚁政策”。他说，引进外资，和人家搞合资，对这件事的难度要有足够的估计。一开始可能投资很少，属于小打小闹，我们也要欢迎，只要来就好，哪怕三家五家，只要谈成了，就要保证办好。你们看过蚂蚁找食吗？一只蚂蚁跑到那里看到有好吃的，比如有糖什么的，后面就有很多蚂蚁跟着来了。这就叫“蚂蚁政策”。
但这只是第一步。把外资引进来，还要留得住。引得进、留得住，关键是要搞好投资环境。关于投资环境的问题，谷牧同志强调得最多。在协调小组第５次会议上，他在谈到正在竭力推动的北仑钢厂时说：“投资周期长的，可以考虑更优惠一些。比如说，这个合资项目三五年才能建成，合资期１０年就完了，那就不一定合适了，３０年、５０年都可以。合资期太短是我们对外商吸引力不怎么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们开玩笑说，还没有结婚，离婚的时间都规定好了。这样，人家好的设备怎么肯给你啊？我和你们一起开发新技术，拿我的新技术总得十年、八年吧，这个项目刚搞好，你就滚蛋吧，没你的事了！这个根源，就是我们多年闭关锁国的结果，只怕吃亏。”
在协调小组第６次会议上，香港宁波同乡会会长包从兴提意见，说回大陆办厂要敲一百个图章，太麻烦了。意见提得很尖锐，但谷牧同志诚恳地表示应该接受，应该尽快改正。其实他很早就强调了：“利用外资、调动侨商积极性的一个很重要问题，就是投资环境要解决好……好多地方都走了联合办公这条路，甚至搞一幢大楼，都集中在这幢楼。我说，能不能比这个再前进一步，就是一个口对外，或者叫一站式？”
市场经济之所以完全不同于计划经济，自有它的许多特点，比如股份制、董事会。针对国内的一些现象，谷牧同志很感慨地说过：“自主权问题，让外商真正做董事长，做总经理……现在几乎没有一家做到，甚至董事会在外国开２天可以开完，在这里至少得５天。什么原因？每个中国董事都不懂事，都没有权力来作出决定，都得打电话问他那个上司。那个上司能在三天五天答复他就算不错了，他这个董事会就得这样等着。”
关于团结发动“宁波帮”的问题，也是谷牧同志说得最多的。他曾经富有远见地告诫过宁波的同志，动员“宁波帮”，不但是做包玉刚、邵逸夫的工作，还要把那些中小户都动员起来，也要让他们有利可图。
当年宁波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基础设施太差，当时宁波市区建成区的面积约１８平方公里，基础设施条件与杭州、大连、青岛根本不能比，差距太大。谷牧作为一个经济建设的卓越领导者，十分关心宁波的基础设施建设，并以他曾亲自抓过的秦皇岛作例子：“我是搞过基本建设的，搞建设决不能光顾项目，我给你投资够了就行了。秦皇岛港口搞煤，一千万吨上去了，但城市设施什么也没有，公路没有，城市里面起码的那些东西也不配套。我报告国务院，按计划再另外列项目很困难，是不是开个例子，一吨煤一元钱？那事全国没有第二家，秦皇岛实现了，一千万吨的煤，一千万元的城市建设。”
早在开放之初，谷牧就十分关心宁波的群众利益、群众反映。在一次会上，他关切地说：“上次我就听到群众议论：宁波开放对我们究竟有什么好处？别的好处不知道，物价上涨了。这个问题同志们不要小看。你们要采取一些措施。”
作为国务院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组长，他关心宁波的宏观决策，也直接过问一些具体的项目。包玉刚的胞弟包玉星，为了改善宁波的海上交通，很早就提出引进高速气垫船、成立花港公司。包玉星从挪威引进的高速气垫船“甬兴”轮，往返于宁波和上海之间，试航的时候谷牧亲自登船出海。
但当初国家有关部门就是不批，甚至谷牧说了多次，还是顶着不办。
有人甚至说：“如果有人说我们卖国，谁负责？”
谷牧拍了桌子：“听我的，还是听你的？”
如此这般，最后总算批下来了。
因为肩负小平同志的重托，谷牧日夜关注着宁波，同时对宁波也有很深的感情。１９８６年３月２１日下午，在听取了宁波、温州对外开放工作汇报后，他说：“你们（宁波）搞不好，我也没法交待。过去我是广东的代表，因为办特区，我连党的关系都转到广东了，现在我又成了‘宁波帮’了。”
１９８５年谷牧同志来宁波，市里安排他住在新建成的海员俱乐部。当时的宁波，几乎找不到有空调设施的旅馆、饭店。重要客人来了，夏天放台电风扇，冬天给他被窝里塞热水袋。
时任市委书记的葛洪升回忆：“当天晚上，我陪谷牧同志吃饭，还把这个饭店的建成作为喜事向谷牧同志汇报。我说，这是我们在市内新建的第一家有空调设施的宾馆，市里还有两家老饭店，华侨饭店和宁波饭店，刚刚改造过，算是有冷热空调，但这里是新的。”
第二天，谷牧同志要离开宁波时，葛洪升和一些领导到海员俱乐部送别。刚一进门，看到服务人员已集中起来了，一是要与谷牧同志合影，二是要为他送行。这时谷牧同志从房间出来，一见到葛洪升就火了，当众狠狠地批评说：“你这个宾馆盖得很好。但你们去检查一下，我来两天没法洗脸。卫生间的洗脸盆塞子都塞不进去，盛不住水，我只好用毛巾这样抹一抹。水很黄，是因为省钱，用铁管子，又不经常用，所以生锈了。现代化的管理不是学表面的那一套，每天在马桶上放一张写着‘已经消毒’的纸，每天放的小块香皂刚用了一次就收走。那一套表面东西很容易学。真正的本事是要把宾馆管理好，旅客来了不要脸盆盛不住水，忽然来水了烫得要命，黄得要命。我这是不客气挑你们的毛病。两天洗脸，最后都是跑步出来，袜子都湿了。洗着洗着，下面突然漏水，什么毛病也搞不清楚，走得晚一点，拖鞋就淹在水里了……”
“今后，要培训一批不搞表面文章、真正懂得如何管理好宾馆的懂行的专家。”
批评完了，谷牧同志话头一转：“我认为，各行各业都要准备一批年轻的有文化的专家，经过训练的最好，没有经过训练的要赶快训练。各行各业都要有一批专家准备着。宁波大学的朱校长在这里，首先你那里要考虑，宁波要应对这样一个开放的形势，大学正规化的专业系科要办好，首先要突击培训几期从事对外开放活动的干部。”
可以想象当时宁波市的领导红着脸当众挨批的窘相。多年后，葛洪升回忆说：“这件事使我好一段时间都很难过，至今记忆犹新。”但正是这样毫不留情的批评，使宁波人看到了自己的差距，找到了工作的突破口，使宁波的对外开放突飞猛进。
在党和国家的支持下，在邓小平同志的关心下，在谷牧同志的具体帮助下，宁波终于起飞了。耄耋高龄的谷牧仍然关心着宁波，为宁波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感到由衷的高兴。现在，谷牧同志虽然逝世了，但他的音容笑貌永远铭刻在宁波人的心目中。
曾任宁波开发区第一任党委书记的张永祥回忆：“我们无话不谈，谷牧同志每次来宁波考察工作都点名要我陪同。记得有一次谷牧来宁波开发区考察，就在戚家山宾馆住了两个晚上。当时开发区只有一个小食堂，谷牧说，一个人只能一菜一汤。我开玩笑说，我们一菜一汤的标准还达不到。我们６个人只能是６菜１汤。”张永祥的家里挂着与谷牧同志的合影，书架上放着一尊象征深圳精神的“开荒牛”，上面刻着谷牧同志的题字：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这，不正是谷牧同志对宁波开发开放的激励与鞭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