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上午，小方来到镇海区仲裁委员会，递交了劳动仲裁申请书，要求解除他和骆驼某服装企业的劳动关系，并依法给其缴纳社会保险及相应的劳动报酬。这是小方两年来打的第３１场劳动维权官司，他说想用自己的行动，唤起更多打工者的维权意识。
两年告了１２家企业
小方的老家在余姚，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有些腼腆，可一谈起维权的话题，他就非常激动。
２００７年５月至今，小方在每家企业务工平均百天左右就离职，之后就将企业告上法庭。他总共起诉了１２家企业，其中鄞州８家、江北３家、镇海１家，法院为此开庭约２０次，劳动仲裁１０余次，总共打了３１场官司。除一起被法院驳回、一起还在上诉之中，其余均获得了法院和劳动仲裁部门的支持，几乎是屡告屡胜。这些“战果”也让宁波一些服装厂的老板闻之色变，他被冠以“维权狂人”的称号。
小方称，在未成为“维权狂人”前，他是宁波一家知名服装厂的一线业务骨干。２００４年１１月，因劳动待遇发生分歧，他被工厂开除。工厂当时给出的理由是：“在工人闹事中起带头作用”。按照小方的说法，他主动找负责人谈判被当做了“出头鸟”。于是，他把服装厂告上法院。
这场历时约两年的官司，对初中没毕业的小方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他没有专业法律知识，也没钱请律师，只能靠自学。那两年他几乎什么也没有做，专心致志打起了官司。官司的结果，用他的话来讲，是有输有赢，法院支持了他的加班工资和失业补助金诉求，其他的诉求却被驳回。但他最大的收获，就是熟练地掌握了关于劳动方面的法律知识。
从此之后，在打工时只要发现企业有用工方面的漏洞，他就把企业告到劳动仲裁部门和法院。这种频频的维权行动，使他成了劳动仲裁部门和法院的“熟人”、“常客”。
据鄞州区法院的法官介绍，小方务工的企业，用工管理或多或少存在着不规范的地方，有的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有的未替其缴纳各项保险，这使得企业在诉讼中显得非常被动，最后大多被判败诉。而小方本人的法律意识、诉讼意识非常强，在其所涉及的案件中，诉求项目非常广泛，有经济补偿金、平时加班费、休息日加班费、违约金甚至是冷饮费等，虽然标的额不大，但每项诉求均有理有据。
怕遭到报复
谈起这段时间的改变，小方说，最近他特别忙，因为找他打官司的人多了。
还有的改变就是，他悄悄地搬了个地方。他出名了，怕遭到报复，因被他告上法庭的一个老板就说要找人收拾他。现在知道他住的地方的只有一个很好的工友，他们每天都要联系一次，如果两天不联系，工友就会找上门来，怕他出事。
这两个月，他还上网开了博客。“把自己维权的经验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也知道怎么维权！”小方说。他的ＱＱ签名是“公民的权利受法律保护。任何人、单位不得非法侵占和破坏！”
小方说，现在被他告的企业也是一家服装厂，他在那儿干了不到两个月，老板不跟他签订劳动合同，也未缴纳各项社会保险金等，所以他要和老板打官司。他准备到邮局寄解除劳动关系的通知书，是为了取证。
其实很孤独
“我的行为绝对谈不上恶意维权，可能存在过度维权，但我坚信自己的每次诉讼都是正当的。”小方说，其实他活得很孤独，有时候也感到很无助，但他却要走下去。“你没有在工厂呆过，你不知道这里面有多黑！”
小方拿出一份裁决书说，“我在这个企业只干了两个月，企业就少给我近５０００块钱，如果你放弃了，就什么也没有了。我这样做，是想让更多的打工者明白，权益是自己争回来的。同时也想对那些老板讲，善待自己的员工，员工们都不容易啊！”在此，他也提醒那些正在打工的工友们，一定要保存各种各样的证据，以备以后在维权时用，“因为权益是自己争取回来的，不是老板们施舍给你的。”
以前，小方在接受采访时，都不愿露出庐山真面目。这次他却让本报公开他的照片，但他请记者对其名字保密，怕影响以后找工作。他说，如果在宁波呆不下去，就回老家做些别的。
频维权引发争议
小方的维权行为在业内一直饱存争议。鄞州区劳动仲裁委员会的一名工作人员认为，“职业维权”对启发劳动者的维权意识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维权过度”或以“打短工”的形式频繁跳槽索赔，挤占和浪费了大量宝贵的司法资源，并有可能造成劳动关系的极不稳定。
鄞州区法院多次主办过小方案子的周法官表示，正是企业在用工管理中存在着不规范的地方，才给了小方可趁之机，企业也要吸取教训。从法律的角度看，劳动者的合法维权行为应予支持和肯定，但对于“过度维权”行为应予以教育和引导，良性的劳资关系需要劳资双方共同维护好。对于那些明显恶意的“碰瓷”行为，则需要依法予以制裁。
“他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劳动者，因为他工作的目的并不是想为企业、为社会创造社会价值，而是寻找企业管理的漏洞，然后制造麻烦。”一名被小方告上法庭并败诉的老板称。
小方这种行为却得到了打工者的一片喝彩，很多人把他称为“职场王海（以消费打假出名）”。
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徐琼辉/文 龚国荣／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