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马路天使》海报和剧照

　　司马雪／文

　　一

　　再过十几天，宁波将迎来“电影百年”的历史。

　　宁波与电影搭界，是肇始于电影放映。据有关人士考证：１９１０年７月９日（清宣统二年六月初三），宁波商人王敬文在江北何家弄开设影戏馆放映“电光影戏”。论据来源是，当时的《四明日报》刊登了这样的一则消息。这是与宁波电影有关的最早记载。

　　放映电影，从现在来看，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如果考虑到中国电影的诞生是在１９０５年，那么五年之后，一座城市能看上电影了，那还真是一件时尚的事情，时髦的事情，了不起的事情。

　　二

　　说到宁波的“电影百年”，不能不说到一个人——张石川。张石川是宁波北仑人。

　　电影的放映，毕竟是“终端”事项；拍摄电影，才是本原，是比放映电影显得更了不起的事情。而张石川呢，是中国第一部短故事片《难夫难妻》（拍摄于１９１３年）的导演之一（与郑正秋合导），因而有“中国第一位电影导演”之称。

　　不是说１９０５年中国就诞生了第一部电影了吗？那么时隔８年之后，才拍电影的张石川怎么会是“中国第一位电影导演”呢？原来，中国的第一部影片《定军山》不是在电影制片厂诞生的，而是在照相馆里诞生的。那一年，在北京的丰泰照相馆里，著名京剧老生表演艺术家谭鑫培，在镜头前表演了京剧《定军山》中自己最拿手的几个片断——不是全剧。机子是固定的，也没有什么场面调度，所以根本不涉及导演这一块的。这以后，中国的电影人也拍过不少影片，但基本上都是舞台剧目的“现场直播”，无非是拍得长一点或者短一点的区别而已，如果算算分类，也是属于戏曲片。当然，也拍过纪录片，譬如朱连奎等人拍摄的《辛亥战争》等等。拍故事片，张石川可谓是中国的第一人。

　　张石川自幼家境贫寒，１３岁那年离开宁波跟着舅舅到上海学生意，开始赚钱养家。张石川算是一个聪慧、好学的人，在十里洋场混了三四年，就能说上一口英语了，先是当买办，后来当经理。１９１３年，２３岁张石川开始“触电”，拍了《难夫难妻》。这一拍，就与电影结下不解之缘，直至１９５３年去世。

　　《难夫难妻》又名《洞房花烛》。故事从媒人撮合说起，经过种种繁文缛节，直到把互不相识的一对男女送入洞房为止。影片中七个主要人物围绕“结亲”一事进行活动，构成了一个颇为完整的、饶有趣味的故事。《难夫难妻》存在着早期影片明显的幼稚性和简单化倾向，如演员的动作和表情完全是夸张的，导演技术也极其幼稚。张石川曾经回忆说：“我和正秋所担任的工作，商量下来，是由他指挥演员的表情动作，由我指挥摄影机位置的变化。——这工作，现在最没有常识的人也知道叫做导演……导演的技巧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过，摄影机的地位摆好了，就吩咐演员在镜头前面做戏，各种的表情和动作，连续不断地表演下去，直到二百尺一盒的胶片拍完为止。镜头的地位是永不变动的，永远是一个远景……”这样说来，对于中国的第一部短故事片，张石川其实没怎么像模像样地“导”过。

　　由于历史的局限，第一部故事短片质量欠佳是可以理解的，但它毕竟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故事片，有故事性，主题是抨击封建制度下的买卖婚姻，通俗易懂，所以颇受观众欢迎。

　　拍了《难夫难妻》，张石川的名声大振，张石川的信心也大振。１９１６年，张石川创办幻仙公司，拍摄了电影《黑籍冤魂》。１９２２年，张石川又创办明星影片公司，任总经理兼导演。这家公司后来成为中国资格最老的老牌影片公司。

　　后来，张石川导演了许多影片，导演手法也日渐纯熟，剧情发展过程交代清楚，有头有尾，通俗易懂，很受观众的欢迎，慢慢地使“中国第一位电影导演”的称号名至实归。像《空谷兰》、《火烧红莲寺》、《啼笑因缘》等影片，的确让那个年代的电影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是，张石川也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张石川拍片崇尚“票房价值”，鸳鸯蝴蝶派影片赚钱就拍鸳蝴片，武打片卖座就拍武打片；左翼电影兴起，他也拍了《脂粉市场》、《前程》、《压岁钱》等片子……１９４１年，上海沦陷后，上海电影业操纵在敌伪手中，张石川半推半就介入其中，有了“文化汉奸”之嫌。

　　不过，从中国电影史的角度来说，张石川是一个绕不过的人物。

　　三

　　宁波“电影百年”，也许袁牧之的名字更能让宁波人自豪。

　　袁牧之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央电影局的第一任局长。他的代表作《风云儿女》（主演）、《生死同心》（主演）、《马路天使》（编导），都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名作。

　　袁牧之１９０９年３月出生于宁波，他的老家就在海曙南郊路上离向阳桥不足百米的地方，是一处典型的清代三合院民居。也是１３岁那年，袁牧之去了上海，在澄衷中学求学。１４岁时就参加了洪深组织的戏剧协社，为唯一的小演员。１９３０年，袁牧之在左翼戏剧运动的影响下，接受了进步思想。从电影历史的长河来回顾，别说电影是一种“娱乐”，由进步思想支撑的影片，更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袁牧之的经历很好地说明了这一切。

　　１９３４年，袁牧之加入电通影片公司，主演了他的第一部电影《桃李劫》；并且，这部电影是他编剧的。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对一首题为《毕业歌》的歌曲肯定是记忆犹新的：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这首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歌，就是电影《桃李劫》的主题歌。

　　《桃李劫》的梗概是这样的：陶建平、黎丽琳是一对青梅竹马的恋人，从学校毕业后他们便结为夫妻，过上了平静安逸的生活。陶建平生性正直，看不惯职场上老板们的欺诈手段，愤然辞职后便一直失业在家；妻子黎丽琳也因不堪公司经理的骚扰而失去工作。两人都没工作，怎么生活？为了养家糊口，陶建平只好到工厂里当苦工。而刚刚生了小孩的黎丽琳，因为无人照料而发生意外身受重伤。陶建平为了能给妻子看病，迫不得已从工厂偷出工钱，结果黎丽琳还是不治而亡。万念俱灰的陶建平将刚出生的儿子送到育婴院，刚回到家就遭到警察的缉捕，最终被判处死刑。

　　《桃李劫》是一部具有情感冲击力的电影，这或许正是来自创作者们年轻而无所畏惧的激情。影片既是对个人苦难的描述，又是对当时整个社会的悲愤控诉，情绪之强烈、态度之锐利足以让人触目惊心。

　　《桃李劫》在电影史上的意义是，它是中国最早以有声电影手法创作的影片，音响第一次成为中国电影的一种艺术元素。从《桃李劫》开始到１９３６年，有声电影渐渐将默片驱逐出了银幕，完全的有声片也逐渐取代了配音片。而影片的导演应云卫，也是宁波人。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宁波人在中国电影发展过程中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一年之后，袁牧之在影片《风云儿女》中又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人物：辛白华——一个由沉沦到觉醒，最后走上抗战前线的青年。《风云儿女》里的主题歌更是为世人所熟知，那就是《义勇军进行曲》。

　　电影《马路天使》，对中国电影史来说是有重要意义的，对袁牧之来说也是一样。１９３７年，袁牧之编剧、导演了这部影片，使他成为编、导、演“全内行”的电影人。影片通过对生活在社会底层人们的悲惨命运的真实描绘，深刻地揭露和尖锐地抨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袁牧之的艺术构思是新颖的，导演技巧也颇为独特，把悲剧内容和喜剧手法有机和谐地统一起来，使整个影片的风格既明快幽默，又含蓄隽永。这部影片被称为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国电影的压轴之作，受到几代电影观众的喜爱。

　　１９８２年意大利举办的中国电影回顾展，放映了影片《马路天使》，参加回顾展的欧、美、亚各国电影同行看完电影后，公认这部影片是中国三十年代现实主义影片的优秀作品，至今仍有它的价值。１９８３年，《马路天使》获葡萄牙第十二届菲格拉达福兹国际电影节评委奖。法国著名电影史学家乔治·萨杜尔赞美影片“风格极为独特，而且是典型中国式的”。

　　１９３８年，是袁牧之电影生涯的一个新的里程碑。那一年，他到了延安，组建了“延安电影团”。在此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深入陕甘宁边区和华北抗日根据地拍摄纪录片，并编导了解放区第一部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为历史留下了珍贵的影片资料。１９４０年，袁牧之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夏天，他受组织的委派，赴苏联学习、考察。在此期间，袁牧之曾与苏联著名电影大师爱森斯坦共同拍摄过影片，同时他也曾独立导演过纪录影片。

　　１９４６年，袁牧之回国后，在东北组建东北电影制片厂，任厂长。在他的任上，东北电影制片厂（后更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于１９４９年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拍出了一部故事片——《桥》。影片《桥》，确切地说诞生于新中国成立前夕，但由于它是由我党建立的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因此通常电影史上都说它是新中国出品的第一部故事片。

　　也许由于这一切，作为宁波人的袁牧之，他的名字在中国的电影史上肯定会留下永久的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