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曾经打趣道：人老了有三个标志，一是心理上“返老还童”；其二，爱打盹；第三：喜欢回忆往事。

　　这话用到冯一清老先生身上，只说对了第三点。今年88岁的他思路清晰，丝毫看不出颓唐之态。老伴去世后，他从宁波闹市搬到奉化西邬，在小山村过着恬静的田园生活。前不久，老人通宵达旦耗时数月，仿照《清明上河图》，创作了一幅12米长的画卷：《风雨一生乡情亲》。用他的话说：“趁现在眼未全盲，手未全僵，思未全乱，意未全灭，赶紧涂抹几笔，记录一下宁波往事和自己的坎坷人生。”

　　“现在的中山广场后面，原先宁波双池头有个躲债庙，那是穷人们最亲近的地方。”冯老先生展开长长画卷，娓娓讲述，把我们带入大半个世纪前的宁波旧景中。

　　“小时候，如今华侨饭店旁边的庆云楼，是最令我害怕的地方。庆云楼俗称八角楼，它的边上就是护城河，河对岸的‘义冢地’是穷苦人家专门抛弃死婴的地方。当时民间流传着一首顺口溜：“……七塔寺和尚多，八角楼下小鬼多，九曲巷弄赤佬多，日新街花轿多……”可以想见当时八角楼下有多么荒凉恐怖。

　　时光荏苒，光景不再，所幸鼓楼犹在。冯老先生童年记忆中的鼓楼是另一副惨象：“当时很多穷苦人家养不活小孩，就把儿女带到鼓楼下出卖。那些被卖的孩子背插草标，跪在地上隐隐哭泣，那一幕令我永生难忘。”

　　旧宁波留给冯老先生更多的是民间疾苦。但在这些灰色记忆中，偶尔也会出现一抹暖色。

　　“当时宁波也有一些慈善机构，鄞县红十字会即是其中之一。红十字会在鼎新街设了一个‘施粥摊’，穷苦百姓手捧饭碗排着长队，在那里等待救济。”

　　而在现在海曙区西北街附近，当时有个鄞县保良所，相当于如今的救济站。“小时候我经常看到有妇女痛哭流涕地跑到保良所来避难。旧时妇女地位低，一些人受公婆、丈夫虐待，有的还被逐出家门。无奈之下，她们只好投靠保良所。”但毕竟属于家庭内部矛盾，一些丈夫几天之后悔悟了，就跑到保良所接老婆回家。“这时，保良所的工作人员就会责令丈夫书写‘伏辩’，保证今后善待妻子。”冯先生笑呵呵地说。

　　凭借早年记忆，一幅幅旧宁波的影像和风俗画面，在长卷上“复活”；而通过冯老先生的一笔一画，他那辛酸的个人身世，也在画面上得以呈现。

　　冯老先生出生在一个城市平民的家庭里，幼时读了5年半书，12岁即到公园路一个叫宝华银楼的店家学做生意。15岁时背井离乡，去上海学裁缝。然而灾难很快降临到他的家中。

　　1940年10月27日早晨，日本帝国主义用飞机在宁波市区上空抛撒毒物，实行灭绝人性的细菌战，从而造成了宁波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鼠疫大惨案。“那天，我父亲在街头卖完番薯回家，突然高烧不止，神志不清，脸色发黑，5天后就去世了。后来，染病死掉的人越来越多，当局封锁疫区，开明街一带顿时成了人间地狱……”家中断了顶梁柱，冯老先生一家的生活陷入困境。母亲拖儿带女住进了西城桥附近的鄞县难民所，这一住就是一年多。回首往事，悲愤难平。冯老先生在开明街鼠疫场遗址的线描图旁特别注上：日本强盗，杀我父亲；不灭日寇，死不解恨！

　　解放后，冯一清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九兵团战士，参加了“抗美援朝”。复员后，他先后在宁波市第一服装合作社、宁波钢铁厂、宁波塑料制品厂等单位任职；“文革”中，时任宁波工艺美术厂党支部书记的他被当作“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命运之舟再次把他抛到波峰浪谷……

　　“宁波，她是生我、养我的故乡。从出生求学、学艺谋生、成家立业，直到现在的耄耋老人，在这三万七千多天的风雨吹打、苦苦挣扎下，经过了多少悲欢离合，碰到过多少惊险遭遇甚至是死里逃生，我的人生也算是很精彩了。”

　　而今，所有这一切浓缩在长长的画卷里。

　　宁波日报记者 叶向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