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７年７月天津越友与宁波小百花越剧团合作演出《孟丽君·游上林》。

《阿育王》将国外题材搬入了越剧舞台。

　　第二届中国越剧艺术节在宁波的举办，再次给了我们一个回眸和凝视宁波与越剧渊源关系的机会。

　　宁波被称为“越剧的第二故乡”，它与越剧的百年情缘，堪称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无论从哪个方面说，要完整地讲述中国越剧发展的历史，或者说清楚越剧是怎么回事，宁波肯定是一座绕不过的城市。

　　这１００多年来，越剧从诞生到发展的每个关键节点，宁波都是在场的见证者和重要参与者，从无缺席。宁波的印记，深深地投射在中国第二大剧种、被文化部列入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越剧的全部履痕中，改变着越剧的走向与气质。而宁波，也因为越剧而有了别样的热闹与传统。

　　诞生：那来自宁波的营养

　　１９０６年３月２７日，农历三月初三。６个戴着毡帽的“落地唱书”艺人相聚嵊县东王村，他们把铺在稻桶上的门板当成简易戏台，首次化装登台，这是一次有准备、有本子、有角色、有把场师傅、有服装、有化妆、有伴奏、有伴唱的正式演出。就是这次粉墨登场，把有５０余年历史的“落地唱书”演成了“戏”，这不经意的演出便蔓延开来，开启了越剧一段辉煌的历史。

　　宁波并没有缺席这场戏曲大幕的开席，“毋宁说，宁波为尚在萌芽中的越剧提供了重要的养分！”我市７３岁的孙世基老人堪称越剧“活字典”，据他考证，越剧前身“落地唱书”的诞生与宁波有着直接的关系。鸦片战争前，镇海一带流行着一种叫做“四工合”的说唱艺术；鸦片战争爆发后，部分会唱“四工合”曲调的艺人逃难到了离宁波１００来公里外的嵊县，在当地农村定居下来。他们在与当地人交往的过程中，将“四工合”曲调与当地民间曲调相结合，形成了“四工唱书调”。１８５０年以后，“四工唱书调”发展成了“落地唱书”，深受嵊县当地百姓的喜爱。后来，“落地唱书”受到了余姚弹簧戏“鹦哥班”的影响，终于发展成了越剧的雏形小戏。“当时，小戏几乎多为反映民间百姓生活的剧目，像《箍桶记》、《卖婆记》、《王小二过年》、《浪子回头金不换》等，演唱形式与今天的姚剧十分相像。”

　　小戏形成后，作为浙东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主要水陆码头的宁波，给小戏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舞台，“来宁波后，小戏开始受到京剧、绍剧的影响，上演古装戏。”孙世基告诉记者，当时，浙东大地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了３００多个“小歌班”，与嵊县山水相连的余姚、奉化很快成了“小歌班”表演的舞台。１９１２年，“小歌班”又相继流入慈溪、镇海、宁海、象山等地的农村。１９１５年，“小歌班”从农村走向城市，在宁波市区的祠堂庙宇或居民大墙门内用门板搭起的舞台上，《珍珠塔》、《赖婚记》、《双金花》……一出出反映家庭、婚姻问题或刻画农村现实生活的小戏次第上演。

　　发展：女子越剧诞生与首次改革的发祥地

　　由男子越剧转变为女子越剧，无疑是越剧发展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折点。在这个关键节点上，宁波提供的重要社会条件与物质基础同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宁波是女子越剧的早期发祥地之一。上世纪20年代，“小歌班”在上海发展为初具规模的“绍兴文戏”。“绍兴文戏”的戏班最初均为“男班”，他们在从嵊县去上海的时候，绝大多数以宁波为跳板，先在宁波作短期演出。１９２３年，越剧史上第一个女子科班在上海成立，不过几年下来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１９２７年，这批在上海失意的女子越剧科班在施银花、屠杏花、赵瑞花的带领下来到宁波，首次在宁波东大路（今中山东路）国货商场挂出了“绍兴文戏、文武女戏”的牌子进行短期演出，尽管演出形式与男班相比变化不大，但唱腔却有了较大变化，能发挥女声特点的“四工调”代替了“丝弦正调”，颇受宁波市民的喜爱，在上海难以生存的女子越剧终于在宁波找到了生根发芽的土壤。

　　“不仅如此，宁波还是女子越剧首次改革的发祥地。”据孙世基老人考证，１９３０年以后，女子越剧戏班开始大量涌入浙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宁波。此时，在兰江大戏院、甬江大戏院、中南大戏院、天然舞台等各个甬上戏剧舞台，越剧名伶施银花、筱丹桂、姚水娟、竺素娥、赵瑞花、商芳臣、徐玉兰、毛佩卿等相继登台亮相，她们中许多人先在宁波唱红，然后红遍杭州，轰动上海滩。在宁波期间，她们努力向京剧、绍剧等其他剧种学习，大胆创新，揭开了越剧革新的新篇章，“剧目内容上，完全打破了越剧传统戏多半以‘私定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才子佳人大团圆’的旧框框；随着新剧目的上演，越剧最早的立体布景开始出现，一改绘画布景的沉闷与单调；同时，表演方式也更加多样化和专业化了，更加重视编导的工作。”

　　成熟：越剧界里的“宁波力量”

　　上世纪４０年代以后，女子越剧在以袁雪芬为代表的上海越剧界的不断努力下，终获成熟和定性，有了自己的经典剧目和“百花盛开”的流派唱腔。在中国越剧走向成熟和定型的过程中，宁波依然没有缺席。

　　当时遍布宁波全城的十多处戏台，不仅为越剧培养了大批至今仍在受益的戏迷，也为不少后来的越剧名家提供了充分的锻炼机会。“赫赫有名的‘越剧十姐妹’中，袁雪芬、尹桂芳、筱丹桂、傅全香、徐玉兰、竺水招都在宁波演出过。”孙世基介绍，袁雪芬是１９３７年来宁波的，在共舞台（今江北玛瑙路）演出了３个月；１９３８年４月３日的《宁波商报》上，则印有筱丹桂作为头牌在天然舞台演出《华丽缘》的大幅广告；而徐玉兰，则于１９４２年６月开始来宁波天然舞台担任头牌小生，时间长达２年多，“她的对象就是在天然舞台找的呢，是天然舞台老板的内侄。”

　　一大批甬籍越剧艺术家更是为越剧的成熟作出了不少开创性的工作。宁波籍的越剧艺术家对越剧唱腔流派的形成功不可没，戚雅仙、毕春芳、金采风、徐天红（著名老生）都形成了自己的唱腔。宁波籍剧作家为越剧贡献了一大批至今仍在舞台上频频演出的经典剧目，如慈溪人徐进创作了《红楼梦》、《梁山伯与祝英台》、《浪荡子》等５０多部名剧；原上海静安越剧团的甬籍编剧傅骏，先后创作（或与他人合作）了《血手印》、《玉堂春》、《玉蜻蜓》、《卖油郎》、《古宫冤》、《教师日记》、《白兔记》、《杜秋娘》等戏；老家在镇海的红枫，则新编了《王老虎抢亲》、《文武相求》、《双珠凤》、《几度鸳盟》、《醉写鸳鸯谱》等大戏……此外，著名音乐家周大风则为越剧男女合演唱腔进行了重大改革。

　　现在：新的探索和贡献仍在继续

　　改革开放以后，越剧事业在宁波也迎来了春天。而宁波这座曾经为越剧的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城市，也因为越剧密切了与宁波帮的联系，并进入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心地带。

　　１９９２年，由宁波市越剧团脱胎换骨而来的宁波小百花越剧团正式成立，“当时我们是宁波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一张名片。”当时担任宁波市越剧团团长的彭伟告诉记者，当时市委市政府指示要尽快将宁波的越剧推向海外，通过家乡戏剧团结和联络更多宁波老乡，扩大宁波的知名度，推动宁波改革开放事业。与此同时，思乡情浓的宁波帮人士也将充满乡音的越剧视作与故乡的情感纽带，他们急切盼望听到来自故乡的吴越雅韵。“于是在以孔爱菊女士为代表的宁波帮人士的积极促动下，宁波‘小百花’很快赴港演出。”此后，宁波小百花越剧团又４次赴港演出，真正在家乡宁波同宁波帮人士之间架起了一座心灵的桥梁。

　　而宁波，也以自己的方式继续着对越剧艺术的推广和探索。如今被称为“北方越剧孤岛”的天津，之所以有这么好的越剧氛围，不仅与宁波“小百花”数次津门演出大有关系，更与蔡仪汉教授、《今晚报》原副总编陈礼章等一大帮津门宁波人的热心努力密不可分。

　　越剧在当下的生存和发展，更是宁波越剧人探索的重要课题。宁波“小百花”创排于２００５年的《阿育王》，成功地将国外题材搬入了越剧舞台，来自印度的舞蹈和音乐与越剧固有表现方式的融合，对越剧艺术是一大超越。而最新创排的《烟雨青瓷》，则首次将越窑青瓷搬上了越剧舞台，原创性地开拓了越剧的题材领域。

　　（记者 梅子满 张磊杰 胡龙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