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罗哲文出席“大运河与海上丝绸之路”宁波论坛。（谢安良 摄）

　　人物名片

　　罗哲文，中国古建筑学家。１９２４年出生，四川宜宾人。１９４０年考入中国营造学社，师从著名古建筑学家梁思成、刘敦桢等。一直从事中国古代建筑的维修保护和调查研究工作。现为国家文物局古建专家组组长、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

　　他曾数百次登上长城考察，被称为“万里长城第一人”；他是长城申遗文书的起草者，直接促成长城成功申请世界文化遗产；

　　他曾起草《关于保护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请示》并被国务院批准，由此开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新篇章；

　　他曾提交提案建议我国政府尽早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使得我国３７项自然文化遗产得以走向世界……

　　７０年来他一直守望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被誉为“文物古建的守护神”。

　　他就是国家文物局古建专家组组长、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罗哲文。

　　今年８月，刚刚在北京度过从业７０周年的罗老，在文博与古建界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而现在，已８６岁高龄的他又为中国大运河的保护与申遗四处奔走。

　　日前专程来宁波参加“大运河与海上丝绸之路”宁波论坛的罗老谈起迟来的大运河保护深有感触，“无论是从历史渊源、长度、规模上来说，中国大运河都是世界运河之冠”。但中国大运河的保护命运却显得曲折艰难得多。

　　罗老说，长城与大运河这两项古代最伟大的工程，是多民族国家统一与发展的必然结果。有人说，长城是中国历史的实物例证。其实，大运河同样是历史见证而且更为生动丰富。它的核心价值就是漕运功能，至今仍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由于认识和理解的原因，很长一段时间大运河一直未被当作文物看待，也未得到应有的保护。这未免有失公允，而且造成了许多对大运河原生状态的改变和破坏。

　　２００５年，罗老与郑孝燮、朱炳仁三人首次联名向京杭大运河沿岸１７个城市的市长发出书面呼吁：加快大运河申遗工作进程。三人因而被誉为“运河三老”。２００６年２月，５８位全国政协委员响应呼吁，提交了一份“大运河申遗提案”。不久，响应这份提案的大运河沿岸城市由１７个增加到３５个。随即，由国家文物局牵头的全国大运河资源调查工作启动，大运河申遗提上日程。２００６年５月，国务院公布大运河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随后，国家文物局也把它列入申报世界遗产的预备名单，并把大运河申遗的日程确定为２０１４年。

　　大运河终于迎来了“保护时代”，这使罗老从心底里高兴，但是他认为应该理性对待大运河保护。运河与长城不同，大运河不能仅作为一般的历史文化遗产保存，而是活生生的、还在流淌着的财富，必须发挥其实际的作用。因此，大运河的保护方式需要进一步探索与创新。

　　罗老呼吁，保护大运河，首先要真正了解大运河，要深入到大运河实地去了解。让文化遗产与普通人的生活发生越来越亲密的接触，应该是大运河保护与申遗的重要指向。为此，罗老率先垂范，骑自行车穿行在“大运河遗产小道”，深入第一线感受大运河的魅力。

　　罗老说，大运河的兴衰与历史地位，大运河的辉煌未来，尤其是大运河申遗过程中所呈现的中国特色，这些都应该逐步梳理并加以详细研究。为此，他倡议像当初建立长城学一样建立一门研究大运河的专门学科——运河学。这一倡议得到了很多专家学者的共鸣与支持。

　　“２０年前，通过我们的呼吁，长城学成为人们关注的学科。现在，与大运河相关的运河研究会也有了雏形。”罗老告诉记者，他相信运河学将比长城学的发展更为迅速。

　　运河研究一定要坚持中国特色，这是罗老强调最多的。他说，大运河“一半是天工，一半是人为”，天工、人巧交融在一起，难解难分，这正是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独特之处。大运河研究及申遗工作，应该结合这样突出的特点加以开展，其目的就是通过我们的深入研究，为大运河找到更好的发展之路。

　　谈到宁波，很早就来过宁波的罗老不吝赞誉之辞。他说，“宁波的确是个了不起的地方。不仅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而且自古以来就是对外开放的大港。”谈起河姆渡遗址、天一阁，罗老印象深刻，他由衷地说：“宁波的文化遗产太丰富了，我对宁波表示钦佩。”

　　宁波日报记者 谢安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