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 朱道初　　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为浙江省特级老师，教授级。喜好文史，笔耕不辍，撰写散文、随笔、论文等多篇，有个人专著七种，由浙江教育出版社等正式出版。

镇海中学内的朱枫烈士纪念楼

上世纪20年代朱枫在宁波女子师范学校的留影

朱枫与儿子

　　１２月１９日，镇海籍革命烈士朱枫的骨灰从台湾桃园机场由直航班机运抵北京，至此，这位６０年前在台湾潜伏，遭叛徒出卖后英勇就义的中共女特工的遗骸，经过烈士子女与海峡两岸热心人士数十年的艰难寻找，终于回家了，烈士子女表示，希望母亲的部分骨灰分葬在镇海……

　　与镇海中学的不解之缘

　　上年纪的镇海城关居民大都知道，原先在城东毗邻孔庙、招宝山饭店和东长营弄旁，有座叫“朱家花园”的小巧别致的建筑，这里的主人名叫朱云水，是清末民初镇海、舟山一带有名的富商。他在晚年精心兴建这所宅院，外园园门呈圆弧形状，门楣石额上镌刻着“憩园”二字，表示隐逸静养之趣。院内花木扶疏，曲径通幽，耸立起一幢粉墙黛瓦、红漆雕栏的小楼。１９０５年，朱枫就出生在这里，朱家花园周遭的邻里昵称她为“四阿姐”。

　　朱枫原名贻荫，“朱枫”是后来与镇海人朱晓光结为革命伴侣后取的名字。她邀请同窗好友、解放前曾任南京中共地委书记陈修良（原名陈逸仙）来此度假，居住在被她戏称为“潇湘馆”的漂亮建筑里边。陈修良晚年回忆说：“（当时）憩园内竹篱假山，小桥流水，风景如画，环境极为幽雅。园后有书房三间，是朱枫父亲读书会客的地方。她家藏书很多，字画满墙，我们这一个来月多数在书房里读书论文，过得极为惬意。但我发现那时她还是个多愁善感的人，深宅大院，平日里独处闺中，没有人可以谈心，而镇海毕竟比宁波更闭塞。”但朱枫还是很关心时局，对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局势深为忧虑，在这种忧国忧民情怀的驱使下，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把它当作自己的精神食粮。

　　１９９５年，镇海中学在扩建学校场地时，经区政府批准，结合旧城改造，将大成殿东南角的朱家花园并入东部校园。学校特别珍惜这处烈士故居，郑重地保留了朱枫在少女时代居住过的憩园一角，并拨款３０余万元重修憩园，保留了原有清末民初的风格，并且正式命名为“朱枫烈士纪念楼”。该楼楼名由前国务院负责对台工作的罗青长同志亲自题写，成为保存烈士遗物和史料、陈列烈士生平事迹、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基地。

　　在楼上楼下的陈列室内，珍藏有朱枫烈士家属和生前友好提供的烈士照片、书信等珍贵的资料，还有烈士生前使用过的家具、皮箱、提包和衣物等，还有专程从上海运过来的一套红木桌椅（当年烈士无私捐赠给地下党人士活动使用的遗物）；一件穿旧了的毛衣，凝聚着朱枫烈士对战友的大爱：１９４６年冬天她护送刚出狱的战友汤季宏登上赴香港的轮船，其时北风凛冽，汤季宏身着单衣，浑身哆嗦。朱枫见了，转身走进女厕所，换下自己所着的毛衣，执意送给小汤御寒。此外，楼内还陈列着其他包括朱枫烈士从１９２５年起参加各种进步学生运动、爱国救亡运动以及１９４８年以后从事党的情报工作、１９５０年６月在台北壮烈牺牲的英勇事迹资料和遗物，杨成武、张爱萍、薛暮桥、罗青长等中央有关领导、烈士生前亲友的题词和纪念书画作品等。张爱萍将军题词上款书写“朱枫烈士万古流芳”，两行挽联是：“烈士血染新中华，枫叶红于二月花”。

　　与沙孟海的师生之缘

　　朱枫从小受到生母的国学训导，在镇海城关女子小学时成绩优秀，毕业后恰遇旁边县中停办，只得赴甬就读宁波女子中学。据同窗忆及，她功课根基好，所以在校内“学什么都是第一”，刺绣缝纫、手工编织、金石雕刻、诗书琴画、财会商务、医药护理、教书育人等等，几乎样样都懂，一学就会，深得老师喜爱、同学羡慕。同时，她忠厚娴静，乐于助人，“人缘总是很好”。

　　朱枫在月湖的宁波女子师范学校求学期间正是她的思想逐渐成熟的阶段，她从仰慕秋瑾、追求进步到走上革命道路，与这个时期的学习与风起云涌的爱国进步运动是分不开的。１９２５年“五卅”惨案发生，她带头上街游行，反对西方列强。１９２５年她与陈修良一起向沙孟海学过书法。

　　沙孟海先生是位学术造诣深厚、人品高尚的学界前辈，更是书法界一代宗师。陈修良是在宁波女师读书时拜沙孟海先生为书法老师的，孟海先生还给她取了名字叫“陈道希”，希望她成为一个女书法家，以传承中华书艺，但陈修良决心“走另外一条路”，却把朱枫推荐给了沙孟海先生，盛赞她是镇海名门闺秀，书读得多，字也写得比她好。沙孟海先生也十分欣赏这个女学生，他提起自己早年在镇海高等小学校短期任教之事，那里与县中毗邻，也与朱家花园相距不过一箭之遥。他赞叹朱枫临摹王羲之的《圣教序》和王献之的《洛神赋十三行》等法帖，果然功底不错。然后沙孟海先生给朱枫取了个名字，叫谌之，字弥明，意思是：谌，相信，诚然；弥明，含有永久光明磊落之意。后来他还给她刻了两个名字印章，以及一个“弥明欢喜”象牙小印，以祝贺她远嫁东北的夫婿、时任奉天兵工厂总工程师陈傅良（镇海人）。沙先生回忆说：“一位幽静的姑娘写出一手端秀的小楷，我极口称赞她，她也更加努力”。

　　抗战胜利后，沙孟海先生弟弟沙文威（史永）隐藏真实身份供职于南京政府，大量搜集国民党的绝密情报，常与朱枫联系行事。有一次，地下党经营的鼎元钱庄出现危情，由朱枫等请沙孟海先生（当时任职于南京国民政府）吃饭，让沙孟海先生出面题写店招，使钱庄有了块“金字招牌”，终于化险为夷，为地下党接通了经济命脉。可见师生情缘，又岂止是书艺的传授呢！朱枫留下的墨宝不多，但凡是见到过其手迹的人都无不夸赞，其中就有新四军的陈毅等首长。

　　在虎穴中建功立业

　　１９３２年陈傅良不幸病故后，朱枫毅然投身抗敌救亡洪流，从此脱离富裕的家境辗转于武汉、桂林、湘北、皖南、上海诸地，在中共的领导下从事文化及财经工作。其间朱枫还曾奉派在浙江金华协助国军李友邦将军组建台湾抗日义勇队活动。朱枫小至同志朋友，大至革命事业，舍小我为大家的壮举伴其终生。１９４０年，她为了采购印刷物资，毅然变卖了生母赠送给她的珍贵遗物３克拉钻戒，得款３０００元，用来支持党的出版事业。１９４５年２月，她经徐雪寒（后曾任外贸部副部长）、史永（曾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二人介绍，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她的上级和同志印象里，她是个“眉宇间有英秀之气，看上去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女性，她比革命伴侣朱晓光要年长１１岁之多，晓光三兄弟有个松竹梅之称，她在写给晓光的信里常常称呼“梅”，原因就在于此。她从香港去台湾时在留影照片背面，用娟秀的硬笔字写道：“她已深深体验着：‘真实的爱’与‘伟大的爱情’，从此，将永远快乐而健康！给梅留念一九四九，十．廿五”，这诗一般的语言反映了她如火的深情，而在对敌斗争中她以一介弱女子，却表现出坚贞刚强的意志，令人敬佩。１９４０—１９４２年，在国民党顽固派两次反共高潮和敌后人民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朱枫先后坚持在新知书店和书店桂林办事处工作；１９４１年夏，她化名周爱梅，代表组织三次进入上饶集中营探望和设法营救皖南事变时被捕的朱晓光，出色完成任务，使晓光得以在次年春越狱成功。１９４４年１０月，同丰商行遭敌人破坏，她被捕押于沪西日本宪兵队，经受残酷刑讯考验，却能守口如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与台湾地下党取得联系，上级决定派朱枫去台湾。她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组织决定，并立即挥毫给爱人写了一封不好懂的家书：“兄将外出经商，此去将有几月逗留，妹不必惦记，也不必和他人说起。妹如需去别处，请勿为我滞行。这时候，个人的事情暂勿放在心上，更重要的应该去做，几个月后，兄将以更愉快的心情与妹相见，望妹安心等待着更愉快的晤聚……”过了几天，朱枫又发出一封给爱人的信：“今有许多信从上海邮来，可是没有我的，好不怅怅。你一定以为我也许去了。好吧，那就在心里想念着，想念着，一直想到见面的时候，会更增加愉快的。”……

　　在台湾，她与已投身革命的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接上头，并前后７次相晤，获得大量极其重要的绝密军事情报，又迅速通过关系，陆续转香港送往大陆。４０多天的出生入死，朱枫顺利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得到上级的指示：“速回”。她就让女儿买了返香港班轮的船票，还顺便托一位商界朋友捎回给上海亲人的一张便条，简单到只有几个字：“凤将于月内返里（朱枫在家小名桂凤）１９５０年１月１４日。”

　　正当朱枫准备归来时，厄运向她逼近。台湾地下党两名主要干部先后被捕，朱枫得到警报时，台湾已经实施戒严，海空通道全被关闭。在紧急关头，她求助吴石。吴石冒险亲自开出“特别通行证”，通过军用飞机，将朱枫送到还在蒋军手中的舟山，希望利用舟山渔船，让朱枫返还老家镇海。

　　１９５０年２月２日，中共地下党“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他供出了吴石和朱枫。敌特在吴石寓所，搜到为朱枫开出“特别通行证”的证据，于是吴石“通敌”证据和朱枫去向全部暴露。朱枫在舟山某医院的好友处藏匿两周后也终落入魔掌，在沈家门羁押时，朱枫从皮衣的夹缝中剥出金链金镯，分四次把有二两多重的金属吞服，决心以身殉职。但被发觉立即被押回台湾，在某医院金物被取出……

　　１９５０年６月１０日，朱枫与吴石一起在台北被枪杀，临刑时她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身中７弹，壮烈就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