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名农民工手捧一面锦旗来到北仑区小港街道劳动争议调解分中心，一把握住工作人员的手，眼里盈着泪花，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好久才说出一句话：“感谢你们！你们真是我们农民工的贴心人啊！”

　　事情要追溯到一个月前，农民工张友明承包的工地内因其中一名民工陈天生发生八级工伤事故，当时医疗费由甲方单位垫付，工程完毕后，甲方拒付剩余的136300元工程款。在多次交涉无果的情况下，农民工张友明等9人来到小港街道劳动争议调解分中心，要求帮助解决。调解分中心的工作人员接案后立即介入，没几天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整合多个部门资源来调解

　　北仑区劳动争议联合调解中心门口挂着一排金灿灿的牌子：宁波市北仑区劳动仲裁院、劳动争议联合调解中心、职工维权帮扶中心、劳动争议人民调解委员会等。

　　“这些牌子也说明我们进行的是社会化调解。”迟从民，是这个劳动争议联合调解中心的主任。在他看来，社会化调解，就是整合社会上多个部门的资源，一起来调解劳动争议。

　　迟从民的“官”并不大，团队中专门做调解的包括他本人也就5个。这是个“混搭”组合，2个来自工会，2个来自仲裁，1个来自司法。

　　为什么要这样“混搭”？迟从民没有直接回答。他说，以前职工碰到劳动争议，可能会去工会、劳动局、信访局、司法局，到处跑，也会碰到部门间“踢皮球”的情况。即使职工和企业想调解，但成本高，时间长，很多矛盾还没有调解，就激化了。

　　“现在这个中心，由区总工会牵头，司法、劳动等4个部门一起参与，把大家的职能都集中到一块了。”迟从民说，职工碰到难题，不会像过去一样“不知道找谁”，而是“只要进一扇门就可以了”。部门间也不能“踢皮球”，踢来踢去，都还是中心自己的事，只能负责到底。

　　社会化调处大大提高了调解效率。迟从民算了笔账——调解效率提高了整整10倍多。迟从民给记者打了一个比方，“现在中心平均每人每天能调解2起劳动争议，原来我10天能做一个案子就不错了。现在4个不同部门一起办公，效率明显提高了。”以前一年大概能调解20多起劳动争议，4个部门加起来能调解90起。现在，中心却在一年里成功调解了近1000起劳动争议。

　　6小时化解员工群访纠纷

　　还有一件事让迟从民记忆犹新：“去年4月，宁波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我们这边一家企业，就因此出了问题。”那天中午，30多个职工来到了北仑劳动争议联合调解中心，情绪比较激动。他们说，自己停工了，要来给自己维权。

　　怎么办？迟从民仔细听他们讲述原委。工人们说：“自己在服装企业工作，都是一个车间的，本来每天的工资是58元。车间主任说，宁波市调整了最低工资，我们也跟着调，调到了每天68元，这让我们很高兴。可是，没想到，后来厂里考虑到人数多，只肯把工资调到每天62元。”失望之下，工人们索性也不去上班了，要来中心为自己讨个说法。同时，他们还牵扯出了一个老问题——企业没有给部分员工缴纳社保。

　　这是群体性案件，怠慢不得。迟从民马上喊了中心的几个工作人员，风风火火地赶到企业，和负责人沟通。一个下午聊下来，企业答应给没缴社保的职工补缴社保。可是，不肯把工资调到68元。

　　迟从民别的没说，而是算了一笔账：“每天62元工资，按国家规定的每月标准工作时间20.83天计算，是1291.46元。好像已经超过当时宁波1100元的最低工资标准。事实上，员工每天都要加班，扣除加班部分，还不到最低工资标准。调到68元，按现行的工作时间算，刚刚好。”这番计算下来，企业主也心服口服，当场答应，各个车间工人的工资都调到每天68元。

　　得到了这一消息，员工们马上乐了，吃过晚饭，就回车间上班了。

　　从员工找到中心，到妥善把事情解决好，只用了6个小时。迟从民坦言：“以前，碰到群体性事件，我们肯定不敢直接接下来。一般会上报区政府，接着，区政府会通知各部门，一起商量怎么解决。花的时间和精力，肯定和现在没法比。”

　　“北仑经验”已推广到全市

　　据记者了解，宁波市委、市政府已经把社会化劳动争议调处机制建设纳入县(市)区重点工作目标考核，争取在已设立工会组织的企业，建立劳动争议调解组织的达到80%以上。劳动争议调解组织要做到有牌子、有人员、有制度、有经费、有公章、有场所，从而能有效地开展工作，以提高企业内部自主解决劳动争议的能力。

　　目前，市本级和县(市)区全部成立了劳动争议调解指导委员会；全市152个街道(乡镇)、1529个村(社区)建立了联合调解组织，其中职工人数在200人以上的规模企业建立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的达到了1730家；联合调解模式是企业与职工间的“中介”，实现了互利共赢。去年，全市劳动保障监察、劳动仲裁、劳动保障信访等案件发案率下降，2010年全市劳动争议总量25920件，比2009年下降16.9%。

　　东南商报记者卢科霞 通讯员江浩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