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记忆

　　慈溪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张裕康常常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没有张裕康。回忆起自己16岁参加革命后经历的种种情形，已86岁高龄的他，仍难抑心中的激动。

　　“我是中国人，就不给你们鞠躬”

　　张裕康是慈溪长河人。1940年，他15岁，他的两个同学，杨小康和张学忠组织了一个儿童团，班上20多个同学都参加了，他也是其中一个，经常帮着贴标语，搞一些抗日宣传。“那时候，我阿姐已经是共产党员了，还参加了村里的政工队，家里经常有一些青年来，他们讲抗日的故事，讲抗日的形势，我都记在了心里。”张裕康说，这段时间的耳濡目染，就是他后来走上革命道路的启蒙老师。

　　1941年5月，日寇在余姚长河镇建起了碉堡，还规定，每一个经过的中国人都要给他们鞠躬。张裕康很不服气，有一次，他就和六七个同龄的孩子商量好，大家一起跑过去，不给日本鬼子鞠躬，“我个子小，跑得慢，一个日本鬼子追上来，抡起枪托把我撂倒了，还打了我几下，那时候我气坏了，大骂他，但他也听不懂。”

　　1941年下半年，阿姐拗不过张裕康一再的软磨硬泡，带着年仅16岁的他参加了革命。从此，浙东游击队三五支队二大队就多了一个背着大刀的小战士。

　　“大康”送了“小康”一份厚礼

　　“我们地方三五支队办事处有一个叫马履康的同志，他跟我说我们名字里都有个康字，他年长，就叫大康，我年幼，就叫小康。”初次见面，“大康”就送了“小康”两个字，“成”和“诚”。

　　“大康”教导“小康”，“成”是说要先成事，后成功，“就是练好战斗的技能，然后为解放全中国而努力。”“诚”是说为人处事要做到三点，对人诚恳，对己诚实，办事忠诚。张裕康说，“大康”的这份厚礼，他一直牢记在心里。

　　战友们对自己这个小鬼头无微不至的关照也让张裕康感动不已，“有一次行军路上，我越走越慢，快掉队了，班长朱晋康先是帮我把包袱、枪械背了过去，后来又让我趴在他背上，他背我走。他说，他是班长，是党员，有责任照顾我。”

　　十几岁的张裕康玩心重，年长些的同志还不时教他识字，督促他多看看“枕头”书，“我们把马列主义的革命书籍叫做‘枕头’书。”

　　那两个他惦记了几十年的“错”

　　吃一碗锅巴，偷几个番薯，看来微不足道的两件事张裕康却惦记了几十年，他说，这是他犯的“错”。

　　1942年秋，在一次行军途中，张裕康和战友们正在吃早饭，鬼子来了，部队匆忙上山，“我没吃几口就跟着大家走了，到接近中午的时候，我饿了，就向炊事员要了一碗锅巴。领导批评我搞特殊化，没有集体观念。我一想，同志们都没吃，我怎么能一个人先吃呢？”后来，张裕康就给大家烧水来“赎罪”。

　　1943年秋，张裕康和另外两个战友一起去教训廊下乡的一个伪乡长。回去路上，路过番薯地，张裕康肚子饿了，就顺手“挖”了几个番薯，恰好被一个村民看见，来追他。“我心想，坏了，部队一直说要依靠群众，要和群众打成一片，我不是破坏了军民关系吗？”越想越懊悔的张裕康主动找领导“自首”，又是检讨又是表态，然后下到番薯地里给村民干活。

　　“我的命是群众保下的”

　　最初，张裕康不明白，人民军队为什么能打胜仗？数量上不如敌人，武器装备也不如敌人的军队怎么能在相公殿战斗中取得大捷？答案是，依靠群众。“听南进支队中队长都曼林说，部队怕扰民，晚上从来都是露天睡的，白天又帮群众挑水砍柴，群众感激他们，宰了家里的鸡鸭想犒劳战士们，结果，部队付了钱，然后把肉都分给村里生病的群众吃。”

　　1943年，张裕康在一次战斗中左腿负伤。周巷镇的一位村民一看他是三五支队的，就赶紧把他藏到隐蔽处。“他帮我换下血迹斑斑的衣服，扯成布条给我包扎伤口，又脱下自己的衣服给我穿，然后把我送到附近的民兵队长那里，民兵队长一看我伤得重，又借船送我到历山的陆生清医生那里。接下来一段日子里，陆医生每天夜里都来给我换药。”

　　也正是与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后来的几十年，张裕康都心系基层。他说，看一个领导作风深不深入，有五项“指标”：黄狗见你摇尾巴，老人见你叫单名，青年见你走拢闹，小孩见你要你抱，干部见你讲实话。

　　宁波晚报记者 童程红／文 张柯／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