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绍初老人(左)在茅洋岗指认革命志士遇难地。
“如果我们三个人离开了，这几位无名烈士被枪杀在茅洋岗的事，恐怕再也不会被人们记起。我们想在有生之年，在茅洋岗上建一个无名烈士纪念亭，让后人记住他们，同时也可让来来往往的人有一个歇脚的地方……”上周，出生于鄞州区横街镇红岭村的翁绍初老人看到本报开出了《圆梦革命老区》栏目后，找到记者，希望爱心单位或爱心人士能圆他和另外两位老人的一个梦想。
翁品初，85岁；翁绍初，85岁；翁加英，79岁。三位老人都出生于红岭村，其中两位留在了红岭村，翁绍初年轻时走出大山，离休后住在市区。
茫茫竹海间是蜿蜒的盘山公路。上周，记者来到了横街镇红岭村，陪同记者的横街镇乌岩村村主任蒋水根告诉记者，红岭村是一个自然村，前些年并入了乌岩村。一行人来到翁品初的家中，85岁的翁品初已经卧病在床多年。得知记者要来，79岁的翁加英已早早等在翁品初的家中。
“1940年，共产党的部队还没有到村子里，我们村子边上驻扎着一支国民党部队，他们既抗日，也迫害革命人士”。“那时正是夏天，我们在山上放牛，突然听到了几声枪响，循声望去，发现抢声是从山顶茅洋岗传来的，大人们告诉我们，国民党反动派在杀革命志士。”“过了几天，我们几个小孩趁放牛之机，到茅洋岗上想看个究竟，发现好几具尸体已经被野兽吃得七零八落。听大人说，这一次国民党打死了3位革命志士……”“大约10月份，又有两名革命志士在茅洋岗被杀害。”
三个老人相互补充着，回忆1940年夏秋之间发生的往事。
“70年过去了，我一直记挂着那两次被枪杀的革命志士，我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也许，他们的家人也不知道他们已经被枪杀在了这里。今年是建党90周年，我们得让后人记住他们，想在他们牺牲的茅洋岗，建一个革命烈士纪念亭。同时，希望知道他们是什么人的读者提供线索，好让大家记住他们的姓名。”三位老人说。
翁绍初老人为了佐证他所讲的事，陪记者上了位于山顶的茅洋岗，而另外两位老人，因为健康原因已经无法上山。一条石条路直通山顶，村主任蒋水根告诉记者，修这条路的1万元钱是翁绍初老人在八十大寿时捐出的。
到了山顶，视野豁然开朗，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山顶很平坦，有一个小水库，村民们用的自来水就是从这儿接下去的。翁绍初老人指着水库旁的一片草地说，这里就是当年国民党杀害革命志士的地方。
下山回到红岭村，记者发现村子里红色遗址随处可见。1944年底，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入驻红岭村，和当地农民一起搞大生产。村中曾作为浙东游击纵队机关的几幢民宅如今仍由村民居住，大多数民宅整体结构未有变化，保持着当年的历史风貌。村里还有浙东游击纵队临时司令部、政治部、教导队驻地旧址，浙东抗日俱乐部、《新浙东报》编辑部旧址，鄞慈县工委和县办事处秘密驻地“国际饭店”等遗址。
为了寻求更多茅洋岗5位革命志士被杀害的证据，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鄞州区文史办的严伟祥科长曾多次到红岭村收集资料。他说，目前还没有发现有资料记载三位老人所说的事。不过，有记载的史实表明：红岭村的确是一片红色的土地，不仅抗日战争时期是红色堡垒，解放战争时期也是重要的革命根据地。1948年5月9日，中共鄞慈工委在红岭召开扩大会议，总结工作，并确定了下一步工作，仅十多天后，也就是在5月23日，在茅洋岗上发生了著名的红岭战斗。当时，国民党部队大规模袭击姚南的三五支队驻地，23日早晨，部队迂回到红岭村，红岭村的群众在党支部的带领下，送情报，抬伤员，积极支援部队作战，最后击退了追击的敌人，毙伤10余人，缴枪10余支，并于当夜顺利转移，甩掉了敌人。
“我觉得，在茅洋岗上建一个无名烈士纪念亭，是可行的，因为已有的历史资料可以说明这是一片红色的土地，加上茅洋岗上风景优美，常有游人前往，建个亭子，也可以供游人歇脚，一举两得。”严永祥说。
之后，记者又采访了2007年前后走遍了鄞州山山水水寻访革命遗迹的袭松涛先生，他时任鄞州区文史办副主任，现任鄞州区统计局副局长。
袭松涛说，他在研究四明山革命史时发现，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虽然联合抗日，但在宁波，特别是在四明山地区，两党军队摩擦时有发生，很多革命志士被国民党杀害，著名的李敏烈士就是被国民党杀害的。另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在四明山上，有成千上万的革命志士被国民党或日本人杀害，而留下名字的只是少数，绝大多数是无名烈士，和李敏烈士同时被杀害的有两个红军战士，但是他们叫什么名字，至今也没人知道。
袭松涛认为，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上看，三位老人所说的事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
“时间已经过去了70年，很难找到文字资料佐证三位老人的讲述，但我觉得，茅洋岗上是不是有5位无名革命志士牺牲，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在四明大地上，的确应该建一个无名烈士纪念亭，以告慰那些无名烈士。”袭松涛说。
亲爱的读者，如果你有材料可以佐证三位老人所讲的故事，或者你想帮三位老人实现在茅洋岗上建一个无名烈士纪念亭的愿望，请联系我们。
宁波日报记者 杨静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