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先生”：投身革命多奔忙

　　人生的风景，常常在转过一个个弯口时，才显豁然开朗。

　　1937年，日寇的枪炮声，让所有有尊严的中国人挺起了脊梁，全面抗战开始了。

　　你擅长唱歌，组织起了歌咏队，“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歌声响彻甬江两岸，把男女老少都发动起来了。

　　你热爱表演，组织起了表演队，召集镇海的青年在城隍庙戏台演出《放下你的鞭子》、《保卫卢沟桥》，多少观众为之动容。

　　你心灵手巧，为了解决从上海、南京返乡青年的生活问题，你毫不犹豫地拿出一笔钱，组织起了镇海工艺传习所，你传授手工技艺，让失业青年生产自救，并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你机智聪敏，创造性地组织了三个“货郎担”形式的小分队，每队三五人。“货郎担”下乡，一边宣传抗日救亡道理，一边兼带推销工艺所的产品，贩卖乡民急需的小百货。一旦遇到日机轰炸，“货郎担”又成了救护队……

　　你抛弃书画诗词、奔向抗战的果敢行为，打动了一个人，那就是前夫陈绶卿的外甥朱晓光。革命的历练让你们心意相通，就在这一年，你和小你11岁的朱晓光结成伴侣。晓光三兄弟有“松竹梅”之称，他行三，你喜欢称呼他为“梅君”、“梅郎”。

　　当时沿海一带经常遭受日机轰炸、日舰炮击，再加上你面临分娩，1937年年末，你俩前往武汉，在新知书店开始了新生活。你用变卖家产所得，对新知书店投了一笔数目较大的资金，说是投资，其实大伙都知道那是对党的出版事业的无偿捐献。为了工作方便，你化名为“朱枫”，还为刚刚诞生的儿子取名“朱明”。这与沙孟海先生赠你“弥明”二字，如出一辙。

　　1938年，你们举家回浙江金华。当你知道台湾爱国志士李友邦在金华筹建的“台湾抗日义勇队”和“台湾少年团”经济困难，你立刻慷慨解囊，拿出了800元。后来你准备和丈夫一起去皖南新四军随军书店，就把8岁的女儿朱晓枫送到少年团。你说，“我相信小孩子在这里可以锻炼成一个革命者”。金华的夏天蚊子很多，一到黄昏，屋子里到处是嗡嗡的声音。作为母亲的你，心疼了，你替每个孩子都置办了一顶蚊帐。

　　你终于来到了渴望已久的红色区域，皖南山区的生活十分艰苦，你无怨无悔。

　　1940年，金华新知书店的经理奉桂林总店之命要到上海购买一批急需的薄型纸张，召你同行。到了上海，你变卖了一直寄存在银行里的一枚祖母留下的3克拉钻戒，换得3000多元。用这笔款子购买了薄型纸50令，把它们夹在2000册的《无线电学》里，打了22个大包，发运桂林。当时镇海已经封港，只能绕道经香港、大亚湾，再溯东江到桂林。长途跋涉，千辛万苦，你们的努力为桂林总店事业发展增添了强大的物质保障。后西南印刷厂成立，成为党领导的重要文化据点。

　　之后，你在桂林总店主管邮购出纳。虽处白色恐怖下，依旧有不少读者对进步书刊如饥似渴。你没有把邮购一事看成简单的买和卖，你分析读者的阅读范围和爱好，有针对性地推荐新书和好书。对爱好文艺的，你介绍鲁迅、茅盾、巴金的文学作品；对爱好社会科学的，你介绍艾思奇、胡绳、沈志远等人的理论作品。读者的赞扬信不断，他们尊称你是“枫先生”，赞你“给自己送来了明灯”。

　　从表面看，当时你的工作并不惊心动魄，可以想见，你坐在潮湿的小房子里，一边思考一边奋笔疾书。灯苗摇曳，而内心的火焰正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