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群（前排右二）和李志光（前排右一）、李又兰（前排右三）、李锦（前排右四）、林晖（前排右五）等1938年1月摄于浙江丽水。3月18日他们到达南昌参加了新四军。

在上海离休的乐群在长城参观

　　乐群是北仑小港人，１９３８年就参加了新四军。后来她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特别是在１９４４年，她领导了潜伏在宁波日军宪兵司令部里的四○○反间谍小组，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的抗战工作做出了很大贡献。

　　“我参加新四军就是为了找共产党”

　　１９３８年初，乐群他们辗转到了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受到周恩来的接见，周恩来告诉这批小青年：“现在去延安的路不好走，而且去延安的人太多，粮食供应很紧张，你们又都是南方人，现在八省红军的游击队在皖南集中，成立了新四军，还是到新四军去，我可以打电报给叶挺军长。”

　　于是这一行人到了南昌，直接去了泾县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新四军领导人胡明找乐群谈话，直截了当地问她：“想不想参加共产党？”乐群说：“我找新四军就是为了找共产党，但是我出身资产阶级，我能不能参加呢？”胡明说：“家庭出身是不能选择的，关键是表现，我们党许多先烈先辈也是出身剥削阶级的，但他们为了信仰，为了理想，自觉地为革命献身，有的就是光荣的共产党员。”于是，乐群加入了共产党。１９３８年９月，乐群调到军部教导总队女生队担任指导员，带领女生队做群众工作，并在日机轰炸后抢救伤员。

　　一天，教导总队政治处主任余立金找乐群说：“李部长找你，要你去一次。”在军部，很多人都知道，经过长征又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四军组织部长李子芳已经和乐群恋爱，但当时很少见面。乐群踏进李子芳的房间，李子芳开门见山地说：“乐群同志，你在上海不是有些社会关系吗？组织上决定叫你到上海去，马上走，在上海建立一个联络点，有些年老体弱的同志，准备化装后经上海到苏北去。”乐群深情地望着恋人问：“你不是也害着病吗？你何时撤出去？”李子芳说：“我是组织部长，我怎么能走？”乐群想不到这竟是与李子芳见的最后一面，皖南事变中，李子芳因为重病缠身，不幸被捕，后牺牲在集中营。

　　乐群回到上海先说服父亲和伯父，由乐群家接待了三四十名陆续从皖南撤退来上海中转的新四军干部，她专门请了裁缝，为同志们量体裁衣化装北上。乐群家人原来认为共产党人没有多少文化，但看到这些干部个个文质彬彬，待人接物很有教养，而且大都很有学问，为抗日赴汤蹈火，使他们改变了对共产党人的认识。１９４２年春节，乐群到苏北军部去汇报工作，仍有在皖南事变中脱险的干部到了乐家，乐群的伯父不但热情接待，还主动打电话给地下党员杨秉藻，请他前来接应。１９４３年，新四军在浙东建立了敌后根据地，军部派乐群经上海到宁波建立一个交通站，乐群于是又回到故乡，她的身份是乐家大小姐，老板的千金，没有人怀疑她。

　　领导“四○○小组”与日寇斗智斗勇

　　１９４４年１０月，为了加强城市工作，浙东区党委成立了城工委，谭启龙指示城工委王文祥、丁公量要加强埋伏在宁波日军宪兵司令部里“四○○小组”的领导，决定派乐群去加强领导。

　　乐群接手领导四○○小组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审查每个成员的情况。她找的第一个人是四○四王福林，她是以王福林表姐妹身份找上门的，正在谈话间，宪兵队的人找上门来了，乐群淡然应付，一点也没有露出破绽。接着她又找四○三冯乐青，再找四○二周斯明，最后才找四○一周迪道，还有和四○一扮假夫妻的四○六莫奇。经过考察，乐群掌握了全面情况，四○○小组的成员也看到区党委派来的这位“女政委”态度诚恳，水平很高，相互间建立了信任。

　　四○○小组为解救被捕同志、提供情报做了许多工作。

　　有一天，宪兵队思想科科长铃木政一来到周迪道家宝奎巷１３号找他的干妈章翠。章翠是房东，其丈夫辛亥前在日本做生意时参加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回到宁波，日军占领宁波后铃木政一找房子时认识了章翠，她会一口流利的日语，在日本时与铃木是邻居，所以铃木认下了这个干妈。铃木当时对干妈说：“看来，支那战争我们打不赢了，我回不到日本去了。”铃木说在日本有一个未婚妻，准备把在宁波的财物变卖，把现金寄回去，要未婚妻领养一个孩子。

　　铃木说这话时，有一个跑单帮的商人阿比也在场，周迪道的“假妻子”莫奇也听到了，她立即向四○四王福林汇报，王福林把这一情况告知了城工委。城工委一个新的工作人员缺乏保密纪律观念，他竟把这一情况写成了新闻，说日军宪兵队头目思想很乱，刊登在《新浙东报》上，铃木政一看到后大为恼火，要查是谁泄的密。乐群得悉这一情况后认为：阿比在场是个可以利用的掩护，马上通知阿比不要来宁波，一边又通过章翠告诉铃木“可能是阿比说出去的”，一边又做好撤出的准备，但她认为只要有可能，四○○小组还是要埋伏下去。

　　由于章翠在关键时刻起了作用，铃木相信了她干妈的话，而且阿比也找不到了，这事才安然过关。四○○小组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乐群根据城工委指示，领导四○○小组策反了密探队六七十人携带大批武器反正。

　　开辟沪与苏北、浙间交通线

　　１９４５年８月抗战胜利，９月新四军浙东纵队奉命北撤，乐群负责掩护已是肺病晚期的城工委书记王文祥撤到上海，让他住进医院，但不久王文祥因病重去世。

　　１９４８年，乐群又被派到上海做秘密交通工作。乐群大哥有个叫竺禹襄的好朋友，原是中纺纱厂高级职员，后来开起了航运公司，运输南北货物，苏北解放区负责贸易工作的冯昌伯同志找乐群联系，请她动员竺家船只为新四军从上海到苏北、浙东运输军用物资。竺禹襄等人为新四军开辟了一条海上运输线。由于工作关系，乐群与竺禹襄产生了感情，后结婚。

　　海上运输风险很大，有时货物被扣留，乐群就调动社会关系疏通。可是危险还是发生了，竺禹襄的哥哥在一次运输中，被国民党巡逻艇追击时，中弹身亡，后来竺禹襄被国民党水上稽查大队扣留，关入监狱。由于他的公开身份是运输公司老板，只要花钱是可以保出来的，华东局曾山同志指示：“不管花多少钱，也要设法把竺保出来。”乐群卖掉了全部家产，党组织也支援了一些钱，她亲自到南京去活动，终于把丈夫保了出来。解放后，竺禹襄加入了共产党，在上海海关任科长。

　　解放后，乐群先在华东军政大学女生队任党委书记，后在上海市监察局工作，１９５８年３月调入上海市民政局，历任局党组成员、组织处长等职。１９９６年４月１１日，乐群在上海华东医院病逝。

　　１９岁参加救亡宣传队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当时年方１９岁的乐群正好从上海爱群女中高中毕业，回到家乡小港度假，参加了由一批小港青年组成的抗日救亡宣传队。

　　宣传队在小港、江南道头、长山桥、黄梅堰、李隘，后来还到五乡碶、莫枝堰等地演出。乐群在《放下你的鞭子》街头剧中成功地扮演了一个由关外逃亡来的香姑娘。在当时的乡下，女孩子抛头露面演戏的还很少，这件事被乐群在上海的爸爸知道后，她爸爸坐着自备小汽车赶到东钱湖的陶公山，在一个祠堂里找到了乐群。他一看祠堂里地上铺的稻草，紧蹙双眉说：“你在上海买了许多共产党的书，我怕你在上海闯祸，心想到乡下来也好，谁知你又抛头露面在街上演戏，过的是这样苦的生活。我们家已搬到法租界，你这次就跟我回到上海去，你应该去考大学。”乐群回答：“爹，现在大半个中国被日本鬼子占领了，中国有灭亡的危险，我要抗日救国。”父亲又说：“抗日救国？你大学毕业后也好救国啊！”乐群举出李善祥例子：“爹，小港李家李善祥先生德高望重，家财万贯，他的几个子女一样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我想你也应该向他学习，不要阻挡我的爱国行动。”做爹的被女儿说得哑口无言，他拿出一迭钱交给女儿：“你生活太清苦了，这些钱留给你用吧。”

　　父亲走后，乐群把钱交给了宣传队，管生活的队员一数是整整300元，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她的行动给了全队极大的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