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整整持续了十年。从1966年到1976年，这十年的时间里，党和人民的主要精力没有放在建设上，而是不断开展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

　　当年毛泽东为什么会发动“文化大革命”？出于什么意图、什么考虑？这个问题可以说极端复杂。现在海内外对“文革”起因的说法很不相同。诸多说法当中，大概有一种说法是比较有市场，那就是“权力斗争说”。有人用权力斗争来解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解释“文革”的起因。他们这样讲，“文革”是中共高层特别是毛刘之间争权夺利的结果。“大跃进”失败，毛泽东退居二线，威望空前低落，而刘少奇主持日常工作，收拾残局，威望日益提升。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感觉到大权旁落了，刘少奇越来越不听招呼了，于是下决心把他打倒，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个解释似乎顺理成章，因为毛泽东也不讳言，他发动“文革”的直接目的就是打倒刘少奇，夺他的权。

　　但是，我认为这是直接的原因，表面的现象，光看这个或者说用这个来解释“文革”，解释不清楚。比如说如果毛泽东发动“文革”仅仅是为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为什么还要打倒一大批老干部？为什么老干部“文革’初期就被打倒了，”文革”还要持续十年之久?为什么持续十年毛泽东都不罢休，后期又讲这样的政治大革命要过七八年再来一次?我认为这都讲不通。另外我们还有材料证明，毛泽东在1962年之前对刘少奇、邓小平是非常欣赏，甚至把他们是当接班人对待的。1957年的时候，毛泽东访问苏联，赫鲁晓夫问过这个问题。1961年，英国访华的元帅蒙哥马利也问过这个问题。毛泽东都很明确，他之后是刘少奇，刘少奇之后是邓小平。人家再问，邓小平之后是谁？毛泽东讲那就不知道了，管不了那么多。毛泽东对刘少奇、邓小平不满，是从1962年以后才开始的，不满的原因就是刚才提到的所谓”三自一包”的问题。所以，是有分歧，但是在我看来，这个分歧决不是所谓的权力斗争，可以说是政见之争，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发生了分歧。

　　我们今天看，毛泽东当年的判断当然是不对的。刘少奇、邓小平为了克服困难、调整经济所采取的措施，不是所谓修正主义的东西，他们也决不是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什么毛泽东会作出这样的判断？我想根源就在于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他的社会主义观出现了一些问题。我根据他在“文革”当中包括“文革”前夕对社会主义的若干论述，概括出来两个基本方面：一个固守苏联模式的基本特征。什么基本特征呢？我概括为四个“单一”，单一公有制，单一计划经济，单一按劳分配，单一农业集体经营。这四个“单一”，我们今天肯定是当苏联模式的特征看，而当年毛泽东把它当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去固守、坚持。在他看来，苏联管得死的毛病可以解决，但这四条不能动，动了就是修正主义。那么好了，拿了这所谓四个“单一”去衡量刘少奇、邓小平搞的一套东西，他当然就认为是修正主义。衡量赫鲁晓夫、铁托，也是修正主义，或者说更是修正主义。当年满眼都是修正主义，现在来看标准出了问题。

　　再一个，毛泽东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追求。我觉得毛泽东特别强调三点，一点是，社会成员收入差距不能大。为了缩小差距，甚至他带头降低自己的工资。第二条，政治上完全平等，主要是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他批评有些地方干群关系像猫鼠关系，老百姓见了领导就跟老鼠见了猫一样。毛泽东特别怀念战争年代的军事共产主义，那时候没有工资制，也没有军衔，顶多是干部、战士吃饭，有大灶、小灶之分。小灶也好不到那里去，但是大家的干劲就是高。而进入和平时期，执政以后，毛泽东对有些现象不满意。比如说把供给制改为工资制，要评定每一个人的工资标准，有人嫌定低了。还比如评军衔，也有人认为应该给自己评高一点。毛泽东对这些现象深恶痛绝，后来干脆把军衔制取消。还有第三点，毛泽东强调意识形态的高度纯洁，一出戏、一本书、一部电影，他都关注，都怕弄出所谓“封、资、修”的东西。为什么叫“文化大革命”？那就是先从文化领域搞的革命，或者先革的文化的命。我觉得这三个方面合起来就是毛泽东心目当中的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认为毛泽东的失误不在于有这三方面的理想。这三方面的理想，如果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的基础上，在非常漫长的将来实现，我认为不能说它有多少问题。我觉得毛泽东的失误在于，不具备实现这个理想的条件下楞要去推行这个理想，那必然有阻力，行不通。比如说收入差距过于小，小到平均主义的地步，还能调动得起积极性吗？还有效率吗？我认为不可能。还比如政治上完全平等，那是对的。毛泽东强调干部要同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将军要下连当兵，短时间内去体验一下，我认为也不困难。当年我们有些将军就拿掉将军的肩章，戴上士兵的船型帽当兵去了。长期这样做可能吗？当然不可能。还有精神上高度纯洁，是需要纯洁一些，但有没有必要那么纯洁呢？比如说“文革”之前，曾经批那个鬼戏《李慧娘》，李慧娘冤死之后化作鬼向贪官讨公道，政治上有什么害处？曾经没完没了的批。所以，这样一些东西在推行过程中必然有阻力。干部这儿遇到阻力，开始强调教育，但教育来教育去，发现老干部好象是变修了，把他们打倒，送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再提拔王洪文这样的一些所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但后来毛泽东对王洪文很失望，因为这些人能力比不上老干部不说，享乐腐化有过之而无不及。对农民开始也重视教育，每到冬春农闲时节，发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但是教育来教育去，发现农民老想着多养几只鸡、下点鸡蛋，到集市上卖掉，买点别的生活用品。后来毛泽东得出这样的结论，列宁讲个体农民的结论，小生产者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后来提出要割所谓资本主义的尾巴，要限制每家每户养鸡的数量，甚至一度关闭集市贸易。

　　用这样的方法想去实现理想社会，当然不可能实现。所以在毛泽东晚年，在他看来不是离理想社会更近了，而是更远了，所以陷入了极大的苦闷之中。1975年，这时候毛泽东身体已经不好了，他回顾总结自己的一生，说一辈子做了两件大事。一件事把蒋介石这些人赶到几个岛子上去了。这件事他很自信，说有不同意见的人不多，顶多有人唧唧喳喳希望早点把这些岛子收回来。这件事确实是毛泽东的丰功伟绩，是建立新中国。而第二件事就不自信了，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他认为有不同意见的人不少，甚至在他身后交接班有可能在血雨腥风当中交接。他知道“文革”当中不少现象是不能肯定的。比如他多次批评过武斗，批评过列车不正点，甚至铁路不通车，也批评过外国的轮船到我们码头上没有人卸货，码头工人闹革命，误了人家的船期，得赔人家的钱这些现象。在毛泽东看来，都是不能肯定的，要纠正的。所以1975年他给邓小平提了一个要求，要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做一个关于“文革”评价的决议。他定的调子是七三开，七分肯定“文革”就够，不要求全面肯定。但他没有想到，邓小平拒绝了，不做这个决议。邓小平讲出这个理由，自己是桃花源中人，“文革”打倒的对象，不适合做这件事。这个理由也是站得住的，但明摆着，邓小平内心深处就是不愿意肯定“文革”。不要说肯定七分、五分了，三分、一分他都不愿意肯定。后来看得明白，“文革”结束后，他再复出的时候，强调彻底否定“文革’。邓小平为了这个拒绝，付出了代价，再次被打倒。但是对毛泽东来讲，那就更加失落了。

　　1976年春节，毛泽东在病中看了一场电影，工作人员回忆，电影的名字叫《难忘的战斗》，我记得我小时候也看过这部电影。当毛泽东看到电影当中解放军进城，受到老百姓自发热诚欢迎镜头的时候，他放声大哭。他哭什么？我认为是触景生情，联想到他努力追求的理想状态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军民关系，不光没实现，反而不如建国初，更不如建国前。他眼前的现实跟他的理想巨大的反差，让他伤感，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无力回天了。毛泽东在“文革”初曾经很自信，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乱了敌人，教育了人民。后来他发现，乱的不是自己吗？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什么招了，所以只有伤感而已。

　　这反映了什么？反映1981年中央的历史决议所作的一个判断。“文革”对毛泽东个人来讲是个悲剧，他愿望是好的，方法错了。他始终认为是在反修、防修，是为了保证党不变修、国不变色。“文革”之前他看到了党内的一些阴暗面，比如说有些领导干部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甚至有的人鱼肉百姓。毛泽东容不下这个，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方法错了。这些问题是要解决，但主要不是靠大批的所谓打倒、换人，而主要靠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制约。如果监督制约跟不上，光靠换人，我想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新换上一波人可能比较收敛一些，但时间久了照样会出问题。所以我们看毛泽东的失误，恐怕就失误在这里。“文革”对毛泽东个人来讲是一个悲剧，对我们党、国家、老百姓来讲也是一个悲剧，是一个惨痛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