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镜我故居

雪纯亭

　　人物简介

　　朱镜我（１９０１．３．１７—１９４１．１．１３），浙江鄞县人，原名德安，后改名镜我，别名和化名有得安、镜吾、雪纯、谷荫、朱磐、朱怡庵、朱子明等。

　　１９１８年７月赴日本学习，１９２７年１０月回上海后加入创造社（成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的一个文学社团），主编《文化批判》月刊。１９２８年５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９年，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成立，任文委委员，参与筹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１９３０年３月起，先后任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第一任党团书记、中央文委书记。１９３１年秋冬，调至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１９３４年，任上海中央局宣传部长。１９３８年秋，任新四军政治部宣传教育部第一任部长。

　　１９３７年９月，重建宁波地方党组织，后任中共浙东临时特委书记。１９４１年１月１３日，朱镜我在突围途中牺牲，时年４０岁。

　　书生到战士的蜕变

　　在樟村烈士陵园，有一支饱经沧桑的派克笔。它的主人，就是将无数青年引上革命之路的朱镜我烈士。就在这支笔下，曾诞生了一篇又一篇光耀千秋的文章。

　　朱镜我原名朱德安，１９０１年３月出生在浙江鄞县一个名叫朱家峰的小山村里。朱家峰面对金峨山，背靠白岩山，仅６０来户人家，原可算是一处世外桃源。但德安出生在“宁波道台一颗印，不如赵主教一封信”的黑暗岁月，这是宁波当地百姓形容当时畸形社会的一句传言，他的童年早早就蒙上了阴影。

　　１９１０年前后，父母、大哥、小弟和姐姐相继过世，德安和长他两岁的二哥德和被接到奉化吴江泾的外婆家寄住。１９１８年７月，德安随哥哥一起赴日本求学。在长达１０年的苦读生涯中，他既经历了二哥病逝（德和于１９２２年７月３１日去世）的痛，也收获了一位姑娘的心，这位姑娘，就是他后来的妻子赵迨今。

　　远在日本的德安从未忘却过大洋彼岸的同胞们正在遭受苦难。１９２５年，德按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并打下了深厚的革命理论基础。１９２７年１０月上旬，德安认为，大革命失败后需要加强文化工作，特别是“有必要加强马列主义的传播工作”。为警策自己，德安以乡名金峨为谐音，改名镜我。１０月下旬，朱镜我启程回国，开始了他作为马列主义新锐战士的人生之旅。

　　用笔播撒革命火种

　　１９２７年的上海，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朱镜我加入创造社，当年１２月２３日，由他作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的《文化批判》第１期编定，次年１月１５日《文化批判》创刊，它的出版标志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兴起。朱镜我在同期《编辑初记》中表示：“……冒昧地开始这种启蒙运动的原因，一是因为时代已经需要这样的干粮，二是因为我们预期全国觉悟的青年必将起来。”

　　果然，《文化批判》一出版，就在文化界和思想界引发了轩然大波，无数青年奔走相告，挑灯夜读，普罗（无产阶级的）文学这株幼苗开始在中国大地上破土绽叶。然而由于政治倾向鲜明，《文化批判》招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忌恨和迫害，第五期即被迫停刊。差不多同个时间，朱镜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他来说，传播马列主义的道路还只是刚刚开始。

　　１９２９年２月７日，创造社及其出版社被查封，朱镜我转而投入到“左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社联”（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筹建工作中。１９３０年３月２日，“左联”成立，１９２８年初兴起的革命文学运动由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同年５月２０日，“社联”成立，朱镜我出任“社联”第一任党团书记，中国新兴社会科学运动也由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绝不屈服的硬骨头

　　１９３５年２月１９日，在国民党对上海中央局的第３次大破坏中，朱镜我等人被捕。朱镜我指着身上的旧丝棉长袍，乐观地说，有一天能出去，再做件新的。

　　３月１８日晚，朱镜我等８名要犯，被押至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这是国民党统治最为严格的一所监狱，分甲、乙、丙三所，朱镜我被关押在所谓的“优待室”乙所。他经常用雪莱的名句鼓励同志们，冬天已经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１９３５年夏，为了实现逐个击破，朱镜我被调至甲所。甲所很像一口枯井，光线只能从隔着铁栏和铁丝网的屋顶穿透进来。在看守所里，除了叛徒对这些“硬骨头”进行“转变”工作外，霉变的饭菜、好似烘箱的监牢，对患有严重胃病的朱镜我都是一种考验。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朱镜我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胃病竟发展至吐起血来。

　　事实上，朱镜我曾有多次机会可以离开监狱。朱家的远亲陈焯恰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第二厅厅长。他写信给朱镜我，称可保释他，但条件是必须“办手续”。朱镜我看后将信一扔，说：“谁理他！”赵迨今的叔叔赵次胜时任宁波行政督察区专员兼保安司令，他出面担保朱镜我也遭到了严辞拒绝，不由得慨叹这个叛逆的侄女婿是个“很有骨气的人”。

　　直到两年半后，西安事变为国共合作提供了契机，中共要求国民党“释放一切政治犯”。在这一背景下，１９３７年６月底，病重的朱镜我被无条件保释出狱。赵迨今和５个孩子也盼来了与他的短暂相聚。这也是一家７口唯一的一次团聚。

　　不愿拖累选择跳崖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朱镜我在回乡养病期间，与竺扬等四人成立了中共浙东临时特别委员会，将宁波地区中断了五年多的党组织重建和恢复起来。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１６日，朱镜我来到皖南，出任新四军第一任宣教部长，创办了新四军的机关报《抗敌报》和军刊《抗敌》，在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乃至全国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军部任职的两年半时间里，朱镜我一直是抱病坚持工作，同志们钦佩他“比一个健康的人工作得还要辛勤”。

　　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３日，中共中央命皖南新四军北移江北。次年１月４日晚，皖南全军分三部向南进发，朱镜我因胃病犯了无法行走，只能由人用担架抬着。行军的艰辛使得朱镜我口吐鲜血，倒下去不能动了。当他躺在居民床上，奄奄一息时，仍决意随军突围。

　　后有顽军放火烧山，前有机枪猛烈扫射，眼看着追兵就要逼近，朱镜我不愿连累身边的人，更不愿被敌人俘虏，他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命令战士放下担架朝自己开枪，可战士们哪里肯执行这样的命令。朱镜我一咬牙站起来，纵身跃下悬崖，从此长眠于皖南的崇山峻岭中。

　　记者手记

　　家乡人民记得他

　　在鄞州区横溪镇金峨村，记者碰到一位与朱镜我烈士后人颇有渊源的老人，７９岁的朱根良。老人说，上世纪７０年代，他与朱镜我烈士的次子朱晓光曾在村里的生产队工作，他是队长，朱晓光是会计，两人的关系很好。老人和其他村民一样，也是从朱晓光口中得知朱镜我烈士的事迹。他说，当听到朱镜我烈士为不拖累同志而跳下悬崖时，很多人的眼睛都湿了。

　　在朱镜我烈士故居附近有一座雪纯亭，亭内树着朱镜我烈士的一块纪念碑，整个亭子干干净净。朱根良说，平时村民们都会自发来打扫，逢年过节还会摆些鲜花和贡品。

　　鄞州区横溪镇人民政府公共事务中心主任叶位国告诉我们，目前，当地仅有一座雪纯亭可供祭奠。横溪镇人民政府将出资为朱镜我烈士建造一座纪念陵园，地址就选在位于金峨村朱家故居附近，占地逾２亩。目前，陵园的设计方案还在调整中，整个工程定于年内完工。

　　在寻访朱镜我烈士故居的行程中，我们的心情凝重中又不失宽慰。比起很多散落在各地又无人问津的烈士墓，朱镜我烈士的情况算是好多了。如何对待这些为我们今天的生活付出生命代价的人，真真实实地拷问着整个民族的良心。记者 童程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