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烽：我与宁波有缘

　　“对宁波的亲近是因为我身上具备两条脉络，一是我母亲的家族在奉化，现在我还有亲戚在宁波，我自小跟在外婆身边，接触的是海洋文明，包括吃的咸蟹。二是几年前宁波市文联党组书记李浙杭专程到杭州给我看了王延勤事迹的报道，用了半小时就把我打动了，后来我花了两三年的时间写成《让我们敲希望的钟》，获得了‘五个一工程’奖。我与宁波的缘分就这样结下了。”昨天，在长篇纪实文学《主义之花》的首发仪式上，著名作家王旭烽笑言她与宁波的感情。

　　《家国书》：展现鄞州四大家族

　　王旭烽毕业于杭州大学历史系，“大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偏于研究近现代史，我的毕业论文就是关于鄞州沙氏家族的。”上世纪９０年代，她随《浙江革命史》摄制组，“走了浙江５０多个县市、乡镇，也去了宁波很多地方，包括沙氏故居，后来写成了报告文学《革命行》，得了省里一个大奖。之后很多年没有碰过革命题材，开始创作‘茶人三部曲’。”

　　王旭烽以“茶人三部曲”获得国内长篇小说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近些年，她却频频在纪实文学创作领域出手：《走读浙江》是对浙江各地的历史文化遗迹、人物的调查和述说；２００９年出版的《家国书》，在“精神寻根”的视角上，选择了鄞州的四大家族，他们是笃信教育救国的马氏家族、实践科技救国的翁氏家族、投身革命救国的沙氏家族和以改革开放振兴中华的沈氏家族。

　　“《家国书》以浙东四大家族为主角，构成百年家国意象；《主义之花》则以近现代浙江革命女儿为星辰，企图遥布成深远迷人的星空，某种意义上，两部书是姊妹篇，延续了多年来我一直思考书写的主题——信仰与人。”王旭烽表示，“《家国书》在深度上挖掘得更多，《主义之花》比较注重广度，像朱枫，有太精彩的东西可以写，但在书中只能勾勒、白描，期待以后有机会再创作。”

　　《主义之花》：思考女性与革命问题

　　“我过去很少思考女性问题，《主义之花》给了我一个机会，思考女性与革命的问题。”王旭烽说，在近现代革命史上，秋瑾和陈修良是她最崇拜的对象。“秋瑾与陈修良之间的关系是用生命建立起来的，１９０７年７月，中国第一位女革命家秋瑾牺牲了，同月，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卓越的女共产党人、沙文汉夫人陈修良，诞生在宁波城。”

　　“《主义之花》在结构上表现的是以陈修良为主的一棵大树，树上有各种鲜花”，王旭烽说，“我想表达的是——革命者是美的，革命女性更应该是美的，她们使革命具备了强烈的美感。她们是主义而又女性的，我怎么表达？我给每个女性都佩戴了一种鲜花，秋瑾为菊，陈修良是牡丹，朱枫为梅花。她们是主义的内质与鲜花的形器合二为一。”

　　王旭烽谈到创作《主义之花》的感悟时说，“共产国际女领导人卢森堡说，当大街上只剩下最后一个革命者，这个革命者必定是女性’，在我看来，女性最本质的是母性，女性参加革命，把革命当做自己的儿女来爱，为了保护儿女并为此献出生命，作为母亲是天经地义的。”所以，《主义之花》一书封底上这样写着：“或者，她们已然越过了男性与女性，为了人类的解放，她们跨越了性别，直接与主义热烈拥抱，抵死相随！”

　　“有创作新计划还不敢说”

　　近年来，王旭烽一直非常繁忙，她说，“编教材，做茶文化研究，还有筹备孔子学院，更多地是在学术上发展”。同时，王旭烽也实践了多种形式的文学创作，“写了越剧《藏书之家》、昆曲《红楼梦》。散文集《走读西湖》再版多次。《爱情西湖》马上就要重版了，这是一部非常纯粹的实验性小说。”对于新的创作计划，王旭烽说，“内心有，不敢说。创作上应该会更多关注时代生活，视野会更广一些。”

　　谈到宁波的文学创作，王旭烽说：“荣荣、艾伟他们都年轻而又有才华。我对艾伟的作品非常欣赏，跟他交流过很多。宁波青年作家很厉害，我看好他们。”

　　宁波日报记者 陈 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