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日报讯　从“单位人”到“社会人”，从实体社会到虚拟网络，老市民、新市民，本地人、外地人同处一地，关系复杂，诉求多元……社会管理如何创新和加强？

　　宁波市给出的答案是：顺应不断变化的新形势，由“管理”到“服务”；由“稳控”到“疏导”；有所为、有所不为，转变的是思想，调整的是定位，赢得的是民心。

　　服务发展——　　变利益共同体为命运共同体

　　日前，宁波开利刀片公司生产车间，在机器的轰鸣声中，女工刁含娅凑到记者耳边，大声说起新近发生的喜事：先是行业联合工会成立了，接着最低工资提高到1376元，今年高温补贴也有了着落……

　　“这些都写入工资集体协议中。”小刁高兴地说。

　　小小的刀片是洪塘街道的传统支柱产业之一，目前产量占全国1/3以上。可近年来行业内不时因劳资纠纷引发不稳定因素，行业健康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过去我们总认为，只要经济上去了，自然带动社会稳定发展，可事实没这么简单，二者之间要形成良性循环，中间必须有个推手。”宁波市总工会副主席劳建兰说，这个推手，就是创新社会管理。

　　提高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一家家企业谈很难推进。江北区突破常规：搞行业整体突破。道理大家都懂：整个行业工资涨起来了，单个企业不涨，还能留得住人？

　　以工会组织强有力的刀片行业为突破口，区里请来专家构建了行业公认的工资评价体系，广大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和谈判代表，依靠制度与企业公平对话，最终达成行业工资集体协议。

　　在宁波410万名农民工大军中，80后新生代农民工占70%以上。

　　日前，在离公司不过五六百米远的家里，江西籍农民工古象文开始做晚饭了。小古在余姚市泗北村五云笔业公司打工，他的家是公司提供的特殊公寓——夫妻房：30多平方米，一室一卫一厨，双人床，热水器、洗衣机、煤气灶，该有的生活设施都有。他说：“这里不仅房租全免，水电费也由公司支付，要是自己在外租房，一年少说也得花万把元。”

　　既免租金又免水电费的夫妻房，缘于泗北村推出的“村企合作”改革。“由村两委通过集中托管租赁，让农民手中闲置的住房变身公租房，租给附近的企业；企业埋单实现农民工安居。这不仅保障了村民出租房屋的收入，而且外来农民工有了家，生活也踏实了。”村干部说，这样的夫妻房总面积有6371平方米，共解决了1000多名外来农民工的住房需求。眼下，“村企合作”的模式正在余姚推广。

　　生活在宁波的农民工还有19项优惠与本地人共享：医疗卫生、就业培训、九年制义务教育……仅2010年秋季，就有25.4万名农民工的孩子与本地的孩子走进了一样的学堂。

　　“这些新生代农民工不再像父辈那样，把‘进城挣票子、回村盖房娶娘子’作为打工的最终目标，他们更追求幸福感。”宁波蓝野医疗器械公司行政总监张敏深有感触地说。

　　在党组织和工会的帮助下，“蓝野”在公司建起温馨吧，邀请心理咨询师定期给职工上心理调适课，帮助职工解压。让张敏惊喜的是，这样的精神福利很受职工欢迎，旷工、违章、吵架的现象少了很多。

　　和谐企业，就应该让企业、职工、社会三者利益协调均衡，变“利益共同体”为“命运共同体”。如今，宁波有和谐企业创建先进单位3990家，这些和谐企业连续两年利税增幅保持在10%以上，让不少人尝到了社会管理创新的甜头。截至今年6月底，52431家企业融入和谐企业的创建大潮，占全市建立工会企业的82%，“和谐企业”真正成为一块金字招牌。

　　保障民生——

　　从8小时上班到全天候服务

　　金红燕是奉化市锦屏街道花园社区的“片区经理人”。6月27日天刚蒙蒙亮，她接到一个紧急电话：“我们这里下水道阻塞，脏水都溢出来了，你们快来帮忙解决。”

　　放下电话，金红燕一边通知保洁员前去清理，一边与街道建设办联系，请专业人士上门解决。“中梗阻”的下水道很快通畅了。

　　在宁波，平均每400户居民划归一个片区，每个片区都有一名片区经理人。

　　片区经理人不是“官”，但这个岗位挺重要。他们是片区里的宣传员、调解员、信息员、管理员、联络员……只要是片区里的事，都能操上心。

　　“我们还立下了军令状呢。”金红燕笑着说，每周深入责任区不少于3次，每月走访居民不少于40户。责任区里的信息实行定时排查，并且要做到“分片包管，无缝对接”。

　　家住毛纺厂宿舍的虞冬菊是位单亲妈妈，儿子上小学，一家生活费用全靠她每月450元的低保收入，生活非常困难，是“阳光行动”长期救助对象。片区经理人杨优赞隔三岔五去虞冬菊家，帮她料理家务、打扫卫生。虞冬菊见到记者感动地说：“生活在锦屏街道有福气啊！”

　　如今在城市里，“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片区，成为社会管理的又一个新的单位。片区经理人，成为最基层的社会管理者和服务者。“以前上班时才能到办公室找街居干部，现在他们随时都在我们群众身边！”家住步行小区的张师傅高兴地对记者说。

　　全天候的服务还从社区延伸到农村。在慈溪大云村，刚建成的服务中心迎来络绎不绝的村民，1200平方米办事大厅竟显得有些挤，“我们也像城里人一样，足不出村就能办事。”村民们说。碰到难办的事，办事员代村民跑腿，并承诺审批时间不超过3.5个工作日。到今年5月底，宁波建成1168个村级服务中心，服务覆盖全市一半以上的村。

　　在宁波，老人和儿童还有一位贴心的“不拨也灵”的“电话保姆”——24小时不关机的81890服务热线。明楼街道77岁的许老先生前阵子突然中风，老伴慌得不会拨电话了，情急之下把电话打翻，8秒钟后，这部装有特殊装置的电话机自动接通了81890。接线员迅速联系上老人的家人，及时将许老先生送往医院救治。

　　随着老年人口逐步增加，81890创新服务，给全市6000多名老人安装了这种“不拨也灵”的“救命电话”。

　　社会参与——

　　从“全能选手”到“搭台导演”

　　宁波有425个社区、2600多个行政村，事无巨细的服务，单凭政府是完成不了的。

　　在北仑区新碶街道银杏社区，本地居民不到3000人，外来人口却有32800人，新老居民间的矛盾一度很让人头疼。

　　因为言语不合，一名在社区开发廊的安徽小伙和本地居民拳头相向。社区干部前去调解时，安徽小伙愤愤地说：“你们本地干部当然会向着本地人，怎么会替我们外地人说话？”

　　新老居民间时不时产生摩擦，隐患严重，让社区干部备感压力。如果能让新居民参与到社区事务管理中，和老村民一起处理矛盾纠纷，事情就好办多了。就这样，由30名新老居民组成的银杏社区和谐促进会成立了。

　　45岁的丁大龙，现在的身份是银杏社区和谐促进会副秘书长。老丁是安徽宿州人，外出前在老家担任过村干部，有一定的群众工作经验。记者跟着老丁上门调解矛盾，只见他先拍拍老乡的肩膀，把他拉到一边，递上一根烟，拉起了家常，同时做起了劝说工作，老乡很快就消了气。那边，本地的和谐促进员也做通了工作，不到一支烟的工夫，面红耳赤的矛盾双方握手言和。

　　如今，宁波已有2468个村、421个社区、1019家200人以上企业、近百幢商务楼宇建立了和谐促进会，共有3.1万余个和谐促进小组，村、社区、企业和谐促进会建成率分别达94.9%、99.1%和79.6%。他们形成的合力已经成为构建和谐社会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

　　“民间社会组织如同润滑剂，他们的融入让生活更美好。”宁波市委副秘书长蒋朝栋说。

　　大名鼎鼎的“康伯红线”位于海曙区常青路104号。走进工作室，满屋子锦旗，一位和蔼的老人正在给一对大龄青年牵线。他就是“康伯”，一位做了将近半个世纪红娘的热心人。柳锦社区通过社工组织成立了“红娘社团”，由康伯担任顾问，设立“康伯红线”，专门接待适龄的未婚男女前来报名登记。现在，每周都有四五十名征婚男女、特别是青年农民工到社区“康伯红线”注册登记为会员，每年有上千人来参加活动，许多会员已经谈婚论嫁，康伯笑着说：“喜糖都吃不完。”

　　这样的社区社会组织在宁波有近7000个，它们从社区小舞台走向社会大舞台，成为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左膀右臂”。

　　网络互动——

　　“线上”知民情“线下”引民意

　　每天一早，江东区白鹤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玉璧上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浏览各大热点网站论坛，“看看网民们冒了哪些‘泡’”。

　　学会用鼠标和键盘走进虚拟社区，懂得用“网络语言”知百家事、解百家难，宁波基层干部的工作方式方法正在换代升级。

　　习惯了街道工作的传统方式，要跟着年轻人的节奏在“网上冲浪”，对于像赵玉璧这样的街道干部而言，有难度，却又势在必行。

　　“现在，全市网民487万，平均两个人中就有一个网民。如果不上网，就无法及时了解群众诉求、给予反馈和化解，这样的信息不对称，长而久之，就有可能激化矛盾。”宁波市网宣办负责人说。

　　通过网络收集民意、疏导民情，江东区网络管理新体系让基层干部融入网络社会，引领网情。如今，江东区共有253名社区网络发言人，遍及全区132个社区网络工作室。

　　去年底，江东区一名六年级学生在校时不小心坠落，受了点皮外伤。可网络上流传出各种不实的小道消息，影响很大。发现苗头的社区网络发言人及时向上级反映网情，相关部门立即向学校核实情况，在得到确切消息后，指导学校网络发言人以实名形式，及时发布权威信息，还贴上照片，公布学生返校上课的情况，这一事件很快还原了事实。

　　“网络舆论日益成为民意的晴雨表，无视或轻视网络，等于自断了解社情民意的捷径，自毁正面引导舆论的平台。”转变了观念后，宁波不少基层干部发出这样的感慨。

　　不再被动等待，而是主动介入。宁波的基层干部以服务姿态开展网络互动，建立“线上”“线下”更为流畅的信息互动机制，在与群众的双向交流中，密切了干群鱼水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