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上午，为期三天的第二届宁波·诺丁汉国际金融论坛在我市落下帷幕。本次论坛由中国社科院、宁波市人民政府和英国诺丁汉大学主办。会上，来自海内外的一流专家学者围绕“经济平稳发展与金融服务创新”的主题，做了精彩的主题演讲和互动交流。本报简要撷取一些观点，以飨读者。

　　关键词：金融创新

　　宁波市副市长 苏利冕：自国际金融危机后，围绕市场、资源、人才、技术、标准等国际领域的竞争更加激烈。同时，我国区域发展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竞相发展、你追我赶的态势进一步凸显，区域竞争更为激烈，这对宁波下一步的产业结构升级和增长模式调整提出了严峻挑战。但机遇和挑战并存，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宁波作为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必须充分发挥海洋资源、民营经济等比较优势，以港口为依托，积极构建大宗商品交易、海陆联动集疏运网络、金融和信息支撑系统等“三位一体”平台，大力推进现代海洋产业发展，全力以赴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轨道上来，实现从运输大港向贸易大港的华丽转身。

　　“十二五”时期是宁波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是全面建成惠及全市人民的小康社会、努力实现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新跨越的关键时期，各方对金融服务需求旺盛。推进经济平稳发展需要金融服务创新，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环境以及“六个加快”战略的实施，也要求金融创新。如何进一步提高金融服务水平，以更多的金融产品，更优的金融服务来支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是当前一个热门话题，迫切需要学术界认真研究。

　　关键词：地方债务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 李扬： 在中国正在开始“十二五”规划的宏观蓝图下，中国在金融的平稳发展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有大量的事情要做，比如说需要调整国内的金融结构，需要调整货币政策，需要创造良好的环境，要推动利率的市场化、汇率的弹性化，全面引进并实施宏观审慎管理政策等等。

　　以治理地方融资平台问题为例。如果我们要想彻底根治地方融资平台这些不规范的融资行为的话，就必须在体制上有巨大的变革，就必须重新理顺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塑造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和金融关系。根据事权重新分配财权，允许地方政府以地方财政收入为担保，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发行债务。

　　从地方政府来看，需要对地方用融资平台的方式筹来的资金使用方向要进行更为经济学的分析，厘清用政府负债进行投资产生的产品是私人性质、公共性质、还是两者的混合。经济学基本道理就是私人产品由私人方式融资、商业方式融资，公共产品由财政方式融资，介于两者之间可以考虑综合的或者直接融资。在这个问题上地方政府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如果是纯商业项目，那就不要用政府举债的方式为他筹资。

　　其次，还可以考虑大量引进私人资本参与地方融资平台的活动，如果我们把资产和负债放在一起来考虑，我们就有很多的正规金融创新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能不能把资产卖掉，能不能采取证券化的方式，把它进行重组，我们应不应该在地方融资平台操作中引进金融衍生品我觉得都是应当考虑的。

　　关键词：人民币国际化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 王国刚： 人民币国际化牵扯很多方面，如果说要讲什么叫人民币国际化，用一个简单的定义，指的是人民币原来作为中国的本币，然后成长为国际核心货币，这整个过程都属于人民币国际化。我们现在所讲的人民币国际化，讲的是在政府的制度安排下所展开的。如果用这个来衡量，可以说人民币国际化刚刚起步。起步当中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讨论。

　　这两年来我们在大力推行人民币结算业务。中国是一个贸易顺差国，并且每年通过贸易顺差涌进巨额外汇。人民币在升值的含义指的是以美元计算的外汇在贬值。但是我们迄今为止８０％以上的结算集中在进口，进口本来是我们花费外汇的地方。我们外汇储备增长够快的了，专门花外汇的地方不多。结果我们的结算大量集中在进口方面用人民币结算。这个含义至少是两方面，一方面是你的外汇出不去，国内累计越来越多，可外汇在贬值。另一方面，由于与外汇贬值相对应的是人民币升值，所以实际上是我们把人民币升值的这个便宜不断地转送给人家了。且不讲这样一种的进口结算对于人民币“走出去”有多少的约束，对于中国用外汇这样一种资源来参加国际市场的资源配置，鼓励中国的企业“走出去”又有多少的效益呢？

　　所以，人民币国际化如果还是这样一种做法，中国得益恐怕是个问号。为什么举这个例呢？究竟人民币怎么“走出去”，怎么国际化，是需要认真探讨的，而不是摆一个概念就盲目乐观。

　　关键词：资本市场改革

　　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 祁斌：中国资本市场只用了二十年的时间，就成长为全球第二大资本市场，仅次于华尔街。

　　但是这个市场就像任何发展中的事物一样，它也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如市场机制问题，我们的市场机制还没有真正归位尽责。又比如市场文化问题，一个比较典型的特点是我们的市场换手率是比较高的，２００７年是比较夸张的，那时候我们的市场投资者平均换手率大概是９００％多，全球平均是１００％多。所以也说明我们中国人是比较热爱资本市场的，这点也是毋庸置疑的。

　　另外市场的结构本身也有很多差异。 我们的市场现在看来结构上还是有所差距，一个是我们主板现在是１３００多家，中小板是５００多家，创业板是２００多家，然后股份代办转让系统大概是１００多家，底下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应该有点像一个倒金字塔，我们悬在半空中。所以我们要加快ＯＴＣ场外交易市场的发展，要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

　　在世界和中国经济转型的背景下，我们要发展中国的资本市场，应该坚持几个原则：第一条是资本市场的发展必须要服务于中国实体经济的需要。同时，我们要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

　　其次，我们要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法制化，要按法律规则来办事，我想保护投资者是重中之重，我们保护投资者最好的办法是创造一个公平、公正、透明的市场。

　　此外，我们同时要推动长期机构投资者的发展。

　　关键词：财税政策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贾康：从当前的政策框架来看，２０１１年财税政策基本特点是在货币政策合乎逻辑回归稳健之后，货币政策以前原来所谓积极也就是扩张性的框架没有改变，在继续实行扩张性财税政策的同时，我个人认为其操作要领从原来上来说是相对简单和清晰了，就是要努力把握重点、增加有效供给。

　　从整个中国经济运行的宏观概念上来说，目前有比较多的不确定性需要引起注意：第一就是现在的物价走势，根据经验判断，今后大概要有三到五年时间，中国经济在相对高涨阶段运行，所以物价今后几年内矛盾的主要方面应该是上冲的压力。财政政策不能急于在现在六七月的时间节点上做出明显的大动作的选择。

　　第二是中小企业困难问题。中小企业的困难再融资方面那是显而易见，因为货币政策抽紧银根种种措施影响最直接的首先是小企业。从正面来讲，通过一定的竞争压力，抽紧银根以后的竞争作用，逼着中国数量最多的企业考虑怎么样努力地升级换代，所谓的苦练内功，提高竞争力；从负面效应来讲，过多的企业困难，必然加大中国社会失业压力，如果失业压力过了临界点一定会影响整个局面的稳定，这是我们不得不防的。

　　税收政策方面，中国现在间接税比重过高，直接税比重过低，那怎么增加呢，个人所得税现在看来很难得到这种效果，我们这次个人所得税改之后比重不是降低而是提高了，剩下的直接税还有什么？就是在上海和重庆已经启动房改税试点，以后要引出一个市场经济下有国际经验在中国也必须发挥正面效应的不动产税制或者是房地产税制，这个房地产税要引入税基评估机制和覆盖消费住房的高端，当然这个改革是牵动人心，触动利益。我认为这个税制建设方面的意义和显而易见是不可回避的，但是在操作过程中，一定要给中国大多数社会成员吃定心丸，不应该触及到中国广大的民众第一套住房和人均标准之下的住房。第二套，有人说是中国老百姓自己买的一种社会保险，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第二套是不是也考虑，以后真正扩大覆盖的时候要给予比较明显的优惠。住房的高端实际上他们有支付能力，所以这是符合再分配优化世界市场经济通行规则。

　　关键词：应对通胀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 王宇：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也面对通胀的挑战，去年ＣＰＩ目标是３％，实际运行的结果ＣＰＩ达到３．３％；今年我们的ＣＰＩ计划目标是４％，五月份ＣＰＩ已经达到５．５％，六月份ＣＰＩ已经达到６．４％，这都大大超过了４％的计划目标。为了应对挑战，央行动用了所有货币政策工具进行反通胀操作，这是中国货币政策的工具箱，中国货币政策一共有三个工具：第一个是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第二个是公开市场操作，第三个是利率。这三个工具到目前为止都进行了分通胀操作。

　　先来看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危机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已经１２次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现在中国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已经达到２０．５％，这是历史上最高水平；从公开市场操作来看，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中央银行一直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进行货币回笼；从利率来看，危机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已经五次加息了，其中今年已经三次提高了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现在人民币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已经达到３．５％。中国货币政策的反通胀操作，在一定程度上已初见成效，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货币政策的目标有两个，第一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就是物价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还有一个目标是中间目标就是Ｍ２，今年４月份Ｍ２和５月份Ｍ２都降到了１５％左右，今年中国Ｍ２计划目标是６％，目前是１６％以下。

　　如何理解目前中国通胀形势和货币政策的操作，这里有一个简单的答案，目前中国通胀压力仍处于高位，中国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运用多种货币工具进行反通胀操作。

　　本报记者杨绪忠 实习生倪晓东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