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01月18日讯 1月16日，早上7点出门的墙兴贵，回到家的时间是晚上8点半。

奔波一天，他帮助11位工人讨回了11多万元的工资。这期间，每隔3分钟，他的小灵通就会响起，都是向他寻求帮助的外来务工人员。

类似的电话，他每天要接四五十个。

不足1.7米的个头、脸庞黝黑、戴一副黑框眼镜，十多年来，看起来不起眼的墙兴贵却能游刃有余地游走在政府、企业和外来务工人员之间。2012年一年，他就调解工伤纠纷97件。

最开始，他只想当个帮老乡找工作的“担保人”

10年前，大学生墙兴贵从贵州来到慈溪，在一家工厂做到生产副经理，一个月收入7000多元。

然而，2003年在慈溪市横河镇，一个贵州籍农民工与老板发生严重冲突，一时间，贵州籍农民工与企业的关系降到了冰点，许多工厂以及小作坊的门口甚至挂出招牌：“急需招工，贵州人免谈。”

这刺痛了同是贵州人的墙兴贵。

他印了一大堆“有困难，找老乡”的名片，写上自己的联系电话，在工业区到处散发，又找到一些认识的老板，希望能为老乡做担保、找工作：“如果他在你的企业里出了事，我负全责。”

当然对于那些不太熟悉的老乡，墙兴贵也会要求他们自己找一个担保人，“我知道人都是要面子的，如果闹事，会觉得对不起担保人，这就是个约束。”

这样层层担保下来，最多的时候，墙兴贵一个人身上背了几千人的担保风险，有时，他还要自掏腰包为工人支付200元到600元的保证金。

接着，他成了政府、企业和外来务工者之间的“中间人”

这个时候的慈溪，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当地政府急需一个独立于政府、企业之外的第三方来居间调停由此产生的一些纠纷和矛盾。

墙兴贵无疑是最合适的中间人：他学历高，有见识，讲的话工友们又爱听，能接受。

2006年，慈溪市开始筹备在各个村和社区建立民间组织——和谐促进会。当年5月，墙兴贵成为掌起镇陈家村和谐促进会的一名专职社工，担任陈家村和谐促进会的常务副秘书长，并于这年8月开通为全市外来工服务的“小墙热线”。

解决纠纷，墙兴贵的办法是：结交小圈子里的权威人物。

2005年，有个安徽籍工友小叶因工伤去世，在赔偿的问题上，工友和厂方有了纠纷。

墙兴贵找到了当地一个安徽籍的“老大”，跟他说，人已经去世了，重要的是让亲属得到补偿。他依据法律，帮着这些工友，把赔偿金额从18万元提高到了20万元。

这件事最后和平解决。其他的工友也渐渐接纳了他，愿意听他的话。

“其实每个地方的老乡，都有自己的领袖人物，先说服他们，就能通过他们解决很多矛盾和纠纷。”平时，墙兴贵会多和这些人走动，“有了事情，大家可以一起想办法。”

如今，他是慈溪17万工友的“贴心人”

采访当天，一个叫赵先亮的贵州工人来找墙兴贵。他左手工伤，企业让他去法院起诉，但这样一来一回需要近8个月的时间。

“我去和企业协商，一个月就能解决。”

敢打这个包票，墙兴贵的诀窍是“合理合情合法”——他懂得法律规定，又谙熟人情世故，多少还有些影响力，加上当地政府的支持，他出面，基本都能帮上忙。

如今的“小墙热线”，服务的是慈溪17万多的外来务工者，宁波、金华、温州甚至全国各地的农民工都会向他寻求帮助。

只是10年前月薪7000元的他，如今全家全年收入也就3万多元，四口人挤在出租房里。因为不理解他的做法，妻子曾和他冷战半年。

“但是每年我都会收到工友的贺卡，感谢信，还有人发短信说：小墙哥，你帮了我的忙，谢谢你啊。”墙兴贵说这挺暖人心的。

今年当选省人大代表，墙兴贵说，最高兴的是作为外来务工者，能有一个参政议政的机会。

“但这不是我个人的功劳，我这个工作靠的是群体和政府的支持。”接下来的几年履职中，墙兴贵说希望能多做一点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