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日报讯一切关于土地的革新，躁动了农村的土，我们带着搜索的目光，走进新一轮土地改革破冰地之一的江北区，感受乡村的土与乡村的人之间那些五味杂陈的往事、新事。

荒原上的遐想（资料图片）。龚保伟 摄

恋，一道情感的选择题

在甬北粮油储藏公司洪塘粮站，鞍山村农民毛如根正兴奋地指挥着两辆运谷车停妥，卸下一袋袋稻谷，一一过秤。

“今年的收购价还不错，每百斤163元，180亩地收了近4万斤稻谷，加上其他产出，共进账100多万元。”毛如根的话里，难掩那份满足和骄傲。土地给予的回馈，让他忘记了满身泥巴，还有农忙季节的通宵达旦。

58岁的毛如根，跑过销售，当过老师，做过工人，最终还是回到了乡村的土地上。

“我们祖辈种田为生，1983年分田到户，家里有了6亩承包田，种水稻，一年也没个几千块钱，很多人都开始出门打工，我也跟着出去了。”那时的毛如根是挣扎的。外面的世界远没有脚下的土地来得熟悉与安心。

十年的四处漂流、打工，毛如根存下了几十万元钱，2003年，他不顾亲朋好友反对，回到了他的6亩承包田上，种起了葡萄。

几乎同时，村里老王、隔壁村的老李，都放下了锄头，走出了土地。毛如根回村一看，村里1000多亩农田，仍然耕作的户数屈指可数。回来，成了情感的选择，而不是经济效益的评估。

“葡萄芽刚长出来时，上面有一层层的绒毛，好看极了，看看就乐……”毛如根天天乐呵呵地泡在田里，一年收入二三万元钱，不算富裕，却也够安居乐业。

随着国家允许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商业资本开始涌向土地，毛如根眼见土地发生着不可思议的变化。“一个人可以承包上百亩土地，种粮大户、养殖大户一年收成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种地原来也可以致富！”2009年，江北区正式启动“土地承包经营权、经济合作社股权和农村住房(简称两权一房)的抵(质)押贷款项目”，农民手中的土地成了可以“用”的资本。

这一切都让毛如根重新审视乡村的土——致富的土。

三年后，毛如根做好准备，他用自家6亩农田抵押了5.5万元钱，加上积蓄，与几户农民一起承包了360亩农田，种植花果水稻。今年，他的农田年收入已破百万元。

如今，毛如根还是每天都去田里转转，督促6个工人悉心照料农田。为了让土地有更好产出，他还配备了烘干机、收割机，换一种方式与土地亲近。

愁，一个未落地的焦虑

横山村农民杨胡良最近为一份土地承包合同发愁。

“当时流转了10多亩的土地，每亩100元的价格，这不，2017年12月份就要到期了，肯不肯续签不说，那时的承包价，也不知道要翻多少倍呢。”杨胡良说道。

杨胡良2001年便在村子里承包了40亩农田养殖甲鱼，修建10个鱼塘，买鱼苗，一投便是上百万元。“养甲鱼是个长线投资，一般养足1斤要三年，养到可以卖的2斤要五年，所以，我们最需要一块稳定的土地。”

“我记得刚养甲鱼时，村里大多是荒田，承包来几乎不要什么成本，现在1200元一亩也承包不下来。”杨胡良说，而以前承包下来的土地，最近吵着要来临时加价的人也不少。去年他刚往鱼塘里新投放了3万只甲鱼苗，五年后才能收获，如果土地不能续约，一切投资都打了水漂。

自从在全国范围内正式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农耕土地的使用权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再也没有离开过农民。然而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改革不断深入，规模化现代农业的不断推广应用，农民面临土地使用权的抉择。而土地承包仍没有一个标准通用的价格，稀缺的农地开始不断提升，加上很多地方土地可以抵押贷款，农民都不愿把土地流转出来。乡村的土地也变成了抢夺的资源。

就在甲鱼塘不远处的葡萄田，主人罗荣华也正为土地续租的事情焦虑着。

罗荣华在村里承包了80亩农田种植葡萄，这几年，葡萄收成很好，年年卖断货，一到成熟季节，采购车就等在葡萄园外面，葡萄一下枝，就装上车，拉到北京、上海等地。

看着葡萄红火，罗荣华一心想扩建葡萄园，可寻遍周边，也承包不到土地，就连现在的80亩土地也“前景难料”。“城市化征用土地，我们这些近郊农民的土地越来越少，五年内，我种植的葡萄园也许就会变成城市主干道的延伸段，到那时，我也不得不把农场搬掉。”

这个未落地的焦虑，催促着罗荣华另想办法。趁着80亩葡萄田“冬眠”，他抽出精力往安徽跑，寻寻觅觅相中一块127亩的农田，承包了下来。这会儿，田里正忙着搭建大棚，开春就能把葡萄苗种下去。

“以前逃离土地，现在是追着土地跑。”罗荣华告诉记者，在他身边，很多农民都开始了这一场追逐土地的长跑。

现代农业在江北崛起。 沈国峰 摄

痒，一种跳出土的冲动

这个季节，孔家村农民林杰的1.5万只鸭子开始换上柔软的绒毛，手心凑上去，一阵稣稣痒痒。这也是乡村的土带给32岁农民林杰的创业躁动。

几年前，林杰接过了父亲的5亩农田，如何生产，成了他的责任。抱着大展拳脚的想法，他把村里5亩荒废的田地整理了一下，连同自家的农田一起，围成个鸭圈。

林杰的父亲也曾养过鸭子，每天把鸭子放出去觅食，傍晚再去赶回窝里，每天收几个鸭蛋卖钱，二三元一斤，收成很有限。不同于父辈，眼睛只盯着土地里的产出，他想的是，如何在土地上做不一样的产业。

“不卖生鲜鸭蛋，卖加工蛋，把产业链延长，就能把产业做大。”林杰规划着自己的农业梦想，这大概也是新生一代农民与土地所构建的全新关系。

恰巧，村子里1000平方米的晒谷场被烘干机挤走了地位，林杰便把这个“失落”的宝贝买了下来，建小型的加工场，加工皮蛋，咸鸭蛋，每年能加工五六百万个蛋。“自家养的蛋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需求了，我还到处收购鸡蛋、鸭蛋、鹌鹑蛋、鹅蛋等等，一年产值几百万元。”

随着市场经济的因子越来越多渗透到农村，乡村的土地开始以更为丰富的形态，出现在农民的生产生活里。

朱界村的高永华在村子里养殖了14年的甲鱼，今年，他把甲鱼塘修筑一新，每个塘边都做了几格亲水台阶，岸边则盖起了小平房，一个普通的甲鱼塘便成了一个精致的钓鱼塘。

“养甲鱼收成很慢，在这过程中也没其它农事可干，何不在甲鱼塘里养些草鱼等鱼类，不影响甲鱼生长，又有另外一笔收益。”高永华估算着，城市化把近郊农村与城市的距离拉近，周末总有很多城里人来乡下闲逛，自家的甲鱼塘就可以开辟出垂钓区，吸引他们来休闲度假。

“如果来钓鱼的人多，还能搞点餐饮项目，比如帮游客把钓到的鱼做个‘全鱼宴’。”高永华说，同样的土地，在这个日渐开放和市场化的年代，便有了三笔产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