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古代宁波港与海上丝绸之路南海航线

宁波博物馆藏胡人堆塑谷仓罐

谈及宁波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人们一般会联想到历史上宁波与日韩的跨海交流，却较少接触到有关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南海航线的历史信息。事实上，宁波位于中国大陆海岸线中央，又是中国大运河和万里海上丝绸之路的结节点，与南海航线联结的东南亚及环印度洋地区有着悠久的交流历史。

从宁波博物馆的胡人堆塑罐说起

宁波博物馆收藏着几件塑有胡人形象的汉晋时期的谷仓罐，这些胡人堆塑或做杂耍动作，或为乐舞姿态，为什么高鼻深目的胡人形象会出现在浙东地区古墓葬的冥器上？恐怕这不能简单归因于佛教造型艺术流播的结果。无独有偶，广州汉墓发现的一些陶制灯座上也有胡人的形象，宁波是古代东海海航枢纽，广州则是南海海交门户，两地文物上出现胡人形象的装饰性雕刻，应该反映出我国汉晋时期东南沿海地区对于殊方异域的接触与认知，而这种异文化的直观信息很可能是借助南海航线获得的。

9-10世纪远销东南亚与印度洋沿岸的越窑青瓷

宁绍地区是瓷器诞生的摇篮，东汉时期，慈溪上林湖一带的窑场已经生产出真正意义上的瓷器。9-10世纪唐末五代是越窑青瓷外销的鼎盛期，而慈溪上林湖也是这时期越窑青瓷的世界性生产中心。上林湖窑场的越窑外销瓷出窑之后，装船通过内陆河网进入余姚江河道，抵达宁波三江口之后，再换载大型外洋船出甬江口远销世界各地。迄今越窑外销瓷遗物不仅大量见于日韩和东南亚各地，而且在南亚的印巴、西亚的两伊以及东非的埃及和苏丹。1973年，三江口附近和义路曾发掘出大量唐代越窑瓷器，这一带应是唐代越窑青瓷外运的码头、海上陶瓷之路的起点。

南宋明州知州赵伯圭与真里富商人

两宋时期，明州（宁波）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南海航线与东南亚及印度洋沿岸地区保持着商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宋代，宁波成为南海舶货在江南地区的集散中心，时人记曰“南金大贝，委积市肆”。南宋《宝庆四明志》里把来自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市舶货物罗列在“外化蕃船”的条目之下，另一部南宋志书——《开庆四明续志》则载有“波斯团”的地名，波斯团很可能是宋代明州城内西亚商人的住所。宋代明州允许蕃商长期居留，南宋孝宗乾道年间，宋室宗亲赵伯圭任明州知州，明州城里有位真里富（今柬埔寨）商人年老故去，留下大批资财家产，而身边却无子嗣继承，有人建议将这批财产充公，但赵伯圭认为这种做法有违“柔远”之道，于是派人将真里富商人的遗产送还真里富国，真里富国为此遣使专程来明州答谢，并说逝者亲属已将这批财产尽数捐出，建造了一座浮屠为赵伯圭祈福。这段佳话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明州地方官府对待南海蕃商的优容态度。

元代宁波往返南海各地航线的成熟

元代宁波、泉州和广州并列为全国最重要的三大枢纽港。元代至元二十九年（1292），元廷发动远征爪哇的战争，舟师主力和辎重从庆元港（宁波）出发，至泉州后渚港会师休整后，又出发航抵构栏山（即今加里曼丹岛西南的格兰岛）。这次大规模军事性航海活动的路线为庆元—泉州后渚—勾栏山。元贞二年（1296）二月，元政府遣真腊（柬埔寨）使团自明州出发，温州人周达观为使团随员。同月在温州放洋，三月抵占城，秋七月至真腊。大德元年（1297）六月回航，同年八月返回宁波。这些军事性和外交性的航海活动反映出13世纪末浙江沿海往返南海地区航路已经非常成熟。此外，元代两浙沿海地区聚居着一些汉族和色目人航海集团与家族，他们在长距离海运和远洋航海贸易方面有卓越的能力和丰富的经验，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杨氏家族船团以两浙诸港为基地，航迹远达印度洋沿岸，杨氏家族虽以族籍地澉浦为大本营，但随着大德二年（1298）上海、澉浦两市舶司并入庆元，两浙舶务尽归庆元统揽，宁波港也自然成为包括杨氏在内的浙海各大家族船团的运营中心。

16世纪以后宁波成为西人来航的重要目的港

有明一代，虽然海禁政策大大制约了宁波港与南海各地的商贸往来，但晚明时期浙东沿海私商贸易一度兴盛，西方殖民船队对于宁波已经相当熟悉，在其文献和海图中将宁波表记为“Liampo”，16世纪前期，葡萄牙人甚至伙同中国和日本的私商势力，在宁波东南海上的六横岛双屿港建立起走私贸易据点。由于宁波沿海社会很早就接触到西方人物与事物。到了清代多口通商时期（1684-1756），宁波港与东南亚各地贸易联系密切，宁波船从南洋输入大米、木材、药材、砂糖等货品，向南洋输出丝、茶叶、瓷器等各种土产。此外，17世纪晚期到18世纪中期，英国商船也多次航抵宁波、舟山从事贸易。

概言之，尽管古代宁波港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它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东海航线枢纽港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然而，历史上宁波在海上丝绸之路南海航线上拥有的地位也不可忽视。众所周知，宁波是富庶江南的海上门户，同时又借助浙东运河和京杭大运河连通内陆腹地，故而对于往来于海丝南线的舶商而言，宁波具有不同于闽粤诸港的别样魅力。（作者刘恒武系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