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新闻客户端-浙江老年报记者 孟蕾 俞琪 孙雯靖
彭健个人名片
1925年出生，籍贯浙江临海。1944年5月参加工作，在中国劳动协会总部任组织干事。在中共重庆、上海地下党领导下，从事工人民主运动。1947年3月入党，并在余杭县进行地下工作。
1948年至1949年，在南京、台湾敌伪空军进行策反工作，1949年3月与组织失去联系。几经辗转，1950年2月，彭健回到杭州。因这段经历，直至1999年1月，经过反复调查甄别，杭州市委组织部正式下文，为彭健恢复了党籍。2010年，彭健担任了上城区住建局离休支部的党支部书记。
以下为彭健个人口述：
恢复我的党籍，这是我盼望了近半个世纪的事，让我喜极而泣。接到恢复党籍的文件，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补交党费，从1949年3月至1998年12月，整整584个月的党费。我为自己庆幸，我终于得到党的信任。
“五一”节的一场斗争
读初中时，我就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这也奠定了我革命的一生。
1944年，日寇侵犯广西。当时我便从广西去了重庆，加入了中国劳动协会（1949年11月并入中华全国总工会），在总部组织股从事工人运动的组织工作。
劳协书记长易礼容是我的引路人。易礼容是中共党史上的重要人物，曾与毛泽东、何叔衡一起创立湖南中共党小组。抗日战争爆发后，1939年7月，劳协总部经国民党中央批准，劳协以中国工会全国总组织的名义，加入国际工会联合会。
在易礼容的领导下，劳协成为代表工人利益的进步组织，我也因此介入了劳协与国民党顽固派的公开冲突。
那是1945年“五一”前夕。国民党顽固派妄图成立由他们直接控制的中国劳工福利协会，以取代劳协，以便更严密地控制工人运动，并攫取美国工人赠给中国工人的捐款。易礼容得知他们将借庆祝五一劳动节之机，在青年馆召开成立大会，他当即召开劳协机关干事紧急会议强调：“这是劳协继续发展还是名存实亡的关键时刻，望各位尽可能多带些工人去参加，听我的指挥。”
次日清晨，我和肖慎敏与瑞华玻璃厂二十多个工人去参加。我们的队伍进入会场，分散在四周坐定，将国民党组织来的人群团团围住。
会议进行中，最后排有一名特务先动了手，与我们的工人扭打起来。立即有工人代表冲向主席台质问、斥责，使大会无法进行。国民党官员惊慌失措，在军警保护下，逃出后台、钻进汽车，仓皇逃窜。所谓的中国劳工福利协会就这样流产了。
大渡口钢铁厂“三二三”血案
易礼容要求我们充分利用工厂基层工会的合法地位，支持工人合理的经济要求。
1945年10月至1946年5月间，重庆地区的工潮共达四百余起，涉及450多家工厂和近10万名工人。其中，发展起来成为罢工的57件，几乎每天都有工厂和工人起来斗争。
当时罢工斗争的原因，有经济方面的，反对资本家剥削，要求提高薪金待遇，改善劳动条件；也有政治方面的，因资本家无视工人的基本权利，随意开除工人引起。
1946年，大渡口钢铁厂的“三二三”血案，则是从经济问题上升成为政治问题。血案的起因是工人提出增加工资，却遭到武装镇压。军警枪杀无辜，激起工人反对军警特务压迫，工人转向厂方提出12项条件进行罢工抗议，矛头直指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
工人罢工被血腥镇压的消息传来，易礼容派我和另一位同志去该厂调查情况。不料回来时在轮渡口遭遇六个荷枪实弹的特务和厂警，将我俩逮捕。所幸，途中遇见劳协会员，此人冲出严密封锁，到重庆将情况转告易礼容。易礼容当即去重庆卫戍司令部找司令说：“人是我派去的，为的是调查事实真相，好向劳协作交代。”卫戍司令部迫于全市工人声援形势，立即通知放人，我才安全脱险。
其实我刚进劳协时，易礼容就保护过我一次。1944年底，《新华日报》刊登了我的一篇反映瑞华玻璃厂工人凄惨生活和与资本家斗争的文章，当时署的是我的学名。军统特务怀疑作者有共党嫌疑，便去找易礼容，查问劳协内部有无此人。易礼容回答：“查无此人。”随后连夜派人到北碚通知我转移隐蔽起来。
虽与易礼容在劳协工作不过两年，但他对我的爱护、培养和信任，我刻骨铭记。
洗去50年的冤屈
在国共谈判破裂、白色恐怖最猖獗的时期，我于1947年3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我的两位入党介绍人，一位是后来成为经济学家的许涤新，另一位是曾任武汉市总工会副主席的江浩然。
此后发生的事，却是我始料未及的。
1949年3月，江浩然得知我同父异母之兄在国民党军队担任要职去了台湾，便建议我去台湾策反。当时预计，解放大军很快会横扫台湾。但没曾想，策反工作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而一条海峡阻断了两岸，我也就此与组织“失联”——因为两个月后杭州解放了，而身在台湾的我根本无法与杭州的党组织取得联系。
1949年9月，我终于找到机会抵达香港，去寻找入党介绍人许涤新同志，这时许已早我几个月返回了上海。几经辗转，我终于在1950年2月回到杭州。尽管找到了组织，但因为在台湾的半年“失联”历史，在当时以及后来特殊而漫长的岁月里，我一直蒙受着莫名的冤屈。
70年代初，我调上城区房管所小营房管站工作，后来担任管理科副科长。我不计职位，兢兢业业、无怨无悔，连续十二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直到1985年离休。
我的组织问题，经过反复申诉，也经过组织反复调查甄别，1999年1月，杭州市委组织部终于正式下文，为我恢复了党籍。党赋予了我第二次政治生命！
虽我年事已高，但对党的信念始终如一，我愿意再力所能及地为党工作、继续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