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金春华

通讯员 胡菲菲 陈传敏

穿过重重大山和一片片森林，记者日前来到位于庆元县西北部的黄田镇上济村。这里曾经发生了许多红色故事，深深地烙在人们心里，流传至今。抗战支前模范、今年87岁的鲍水娥就住在这里。

老人精神矍铄，知道记者要来采访，亲自炒了一盘南瓜子款待我们。不会说普通话的她紧紧握着我们的手，一脸慈祥地微笑。借助老人的家人做“翻译”，鲍水娥回忆了70多年前的抗战往事。

1943年4月，建（阳）松（溪）政（和）特委书记陈贵芳率领游击队，从福建转移到浙江庆元的三济（现黄田镇）一带。这一带的村民非常拥护游击队，村民们常常帮助护理游击队的伤病员。有一次，游击队遭到几倍于己的敌军跟踪、包围，被困山上，粮食几乎断绝。

“粮食还好说，游击队可以吃树皮、野草。可是由于撤退匆忙，游击队没有带盐。没有盐吃，人的身体就会浮肿，打不了仗，甚至有的人会死掉。”鲍水娥一脸严肃地说。

当时，敌军封锁了所有的进山通道。庆元当地的地下组织好几次尝试把食盐、粮食秘密送进山去，但行动均告失败，有交通员暴露了身份，被抓去关押、吊打。

正当大家一筹莫展之际，离上济村5公里的野猪湾村交通站，有3名女交通员挺身而出。她们想了一个巧妙的办法：先把食盐溶在水中，用内衣浸泡，然后晾干穿在身上，等进山找到游击队后，再用水浸泡衣服，把食盐“还原”出来；白米饭带不进山，她们就用传统做黑米饭的办法，把米粉用树汁染成黑色，用布包起来，做成穷苦人家进山干活常带的干粮，送到游击队手上。3名女交通员多次顺利地把食盐和粮食带进山里，帮助游击队。

作为普通村民，野猪湾村的一对姐妹最为热心、出力最多，她们就是妹妹鲍水娥和姐姐鲍安娥。

鲍安娥的丈夫周方森本来就是当地游击队的一员，她家是游击队的一个据点。一天晚上，鲍安娥突发高烧，病倒了。“我那时正好在姐姐家走亲戚，半夜里，她把我叫起来，帮交通员磨米粉。”鲍水娥说。整个晚上，年仅15岁的鲍水娥一个人在一间阴暗的破房里磨米。磨石粗糙而笨重，她的两手磨破了，仍咬牙坚持到天亮。此后的两年里，鲍水娥经常在姐姐家的这间破房里，为游击队磨米、擀面，甚至帮助护理游击队的伤病员。

老人清楚地记得，1944年一个冬夜，一场激烈的战斗在上济村打响，一阵阵枪声惊醒了正在姐姐家熟睡的鲍水娥。不一会儿，她听到楼下有动静，怯生生地起床下楼，来到厨房。借助微弱的灯光，她看到姐姐一家三口正在给3名游击队伤员包扎伤口。那伤口鲜血淋漓，没见过这阵势的鲍水娥被吓住了。

“我姐姐看到我后就说：‘愣着干吗？快烧水，弄吃的，不然他们会挺不过来的。’”鲍水娥说，那天晚上，她一会帮助研磨草药，一会帮忙清洗野菜、擀面，忙了个通宵，总算保住了3名游击队员的性命。

为了让伤病员早日康复，鲍水娥回到上济村，动员家人将家中仅有的一点粮食都拿出来给伤病员吃，自己一家人则以笋、野菜等充饥。

鲍水娥回忆说，上济村一带是茂密的森林，盛产厚朴树、六毒草等草药，治疗伤口很有疗效。她经常趁着夜色，跟懂草药的公公偷偷上山采草药。有几次，鲍水娥因为操劳过度，昏迷在山上，被公公背回家里，用草药救活了。

抗日战争结束后，鲍水娥一直在上济村的家里务农。她丈夫因病去世得早，她辛苦地将3个儿子抚养成人，还把大儿子卢子清送到部队当兵。在村里，鲍水娥与邻居们相处融洽，口碑很好。

她姐姐鲍安娥今年94岁高龄，也在老家含饴弄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