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08月20日讯（今日早报记者 李攀）今天，78岁的高碧英将在孙子的陪同下，乘列车前往北京。9月3日那天，她将作为抗战烈士遗属代表站上天安门广场的观礼台，参加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阅兵式。

这位在战火中出生的老人，是抗日名将高致嵩的女儿。

高致嵩，国民革命军陆军第9集团军88师264旅旅长。1937年，南京大屠杀前一日，高致嵩率部队在雨花台激战日寇，与敌人同归于尽。国民政府追晋其为陆军中将。

1986年3月，高致嵩被浙江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2014年9月1日，高致嵩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此次参加阅兵礼，高碧英是我省唯一受邀的抗战烈士遗属。

父亲不愿被俘，和敌人同归于尽

高碧英目前定居在杭州市江干区采荷街道绿茗社区。

这两天，老人家里来了很多客人。部队专门派人来为老人准备参加阅兵礼的服装；江干区民政局和杭州市革命烈士纪念馆也派了代表看望慰问；此外，还有各家媒体的访问。

“如果父亲还活着，这些荣耀应该属于他。”高碧英总是这么对来客说。

高碧英的父亲高致嵩是著名的抗日英雄。和大多数烈士家属一样，她的记忆里有关父亲的印象少之又少，“父亲牺牲时，我刚满7个月，还是个婴儿。”

从母亲、亲友们的点滴述说里和有关的历史资料中，高碧英在脑海中勾勒出了父亲的形象——

父亲的祖籍在广西岑溪县，从小学习成绩很好，毕业后曾经留校教书，但那时国家正逢危难，后来父亲决定投笔从戎。

父亲从黄埔军校三期毕业后，参加过东征和北伐，后来任七十一军八十八师中校参谋，师长是俞济时。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他随军开赴上海，支援十九路军对日作战，奉命担任江湾北端至庙行、蕴藻滨一线的防御。父亲冒着弹雨，身先士卒，打退了日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可之后腿部中弹受伤，被迫退下火线。

因屡建战功，父亲后来任浙江保安团团长，把家安在了杭州。

1937年8月，“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父亲率保安团开赴上海，参加对日作战，编入国民革命军第八十八师第二六四旅。

8月14日，二六四旅在闸北持志大学、五州公墓等地与日军展开激烈的巷战。日军凭借房屋和工事顽抗，旅长黄梅兴不幸中炮牺牲，父亲随即升任为二六四旅少将旅长。

1937年12月，父亲参加南京保卫战，率二六四旅坚守雨花台阵地。12月初，日军猛攻光华门、中华门及雨花台各要点，父亲率兵坚守雨花台阵地，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

南京保卫战打得异常激烈，子弹打光了，父亲就带领战士们拼刺刀。日本人发起了一次又一次冲锋，眼看阵地守不住了，父亲不愿被俘，将仅有的几枚手榴弹困在一起，和敌人同归于尽……

12月12日，高致嵩和全旅官兵数千人壮烈殉国。第二天，日寇在南京犯下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日寇铁蹄步步逼近，孤儿寡母一路逃往大后方

南京沦陷后，杭州城眼看着也要渐入敌手。

“还没等到父亲的消息，母亲就带着我和哥哥一路往大后方逃亡。”高碧英说。

高家三口先是辗转到了云南，经过昆明、建水，后来到了贵州遵义。

“在昆明的时候，哥哥染上了疟疾，吃了一种叫‘奎宁’的药，结果一只耳朵聋了，到现在也没能治愈。”她说。

“抵达遵义时，舅舅来看我们，他让我和哥哥出去，单独和母亲说了很多话，然后母亲就哭了，第二天母亲独自在家里烧了很多纸钱。”高碧英说，虽然那时自己还很小，不知道什么是“牺牲”、“为国捐躯”，只是隐约地感觉到父亲没有了。

日寇的铁蹄步步紧逼，甚至没有留给孤儿寡母太多的时间去伤感和追思。母亲带着他们继续往大后方——重庆撤退。

“我年纪小，走不动路，母亲和别人拼了一辆板车，车上放行李，我坐在车上，哥哥和母亲一起推车。”高碧英说。

从贵州到重庆的“黔川线”，山路崎岖，高山险峻，一家人历经艰难。

“逃难的人都想赶紧到大后方，为了不拖累队伍，前方的人一刻也不敢放慢脚步。”高碧英清楚地记得当时在一处山间小道上，她亲眼看见一辆板车上的孩子，因为车速快，不小心坠下悬崖。

“七十多年过去了，那一幕场景在我脑海里反反复复出现，想忘都忘不掉。”高碧英说。

在战争年代，所有人的命运都被时代洪流裹挟，无一例外。所幸，命运对这一家三口还算“照顾”——历经艰辛，他们终于抵达重庆。高碧英记得在登上朝天门码头那一刻，所有人都累得摊倒在一级级的台阶上，尽管此时，刺耳的防空警报响彻上空。

由于舟车劳顿，初到重庆，除了高碧英，母亲和哥哥都生了一场大病。“母亲脖子上一个淋巴结肿成了鸡蛋大小，非常痛苦。当时重庆医疗条件有限，她找了当地一个土郎中，对方说要用刀切开，但不保证可以治愈，而且有危险。”高碧英说，手术前，母亲和一个老乡说，如果出了意外，两个孩子就交给她代为抚养，“其实这相当于托孤。”

“那一刀下去，血肉模糊……”高碧英双眼通红，转过头，不愿再去回想。

“我是在抗战爆发那年出生的，完完整整经历了最艰苦的8年，和我们有着类似遭遇的家庭还有很多很多，这都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犯下的罪孽。”高碧英说。

颠沛流离之后

更感和平的珍贵

在当时的“陪都”重庆，高碧英过上了一段难得的稳定生活。

“母亲在工厂里纺纱，我上小学。哥哥后来被送到南京念‘抗战遗族学校’，那里专门接收烈士子女就读。”高碧英说。

1947年，随着国民党节节败退，遗族学校迁往台湾，“在那以后，我就与哥哥分开了。”

解放后，高碧英跟随母亲、表姐辗转从扬州回到了杭州。她在杭州联合中学(现杭州第六中学)念书；1963年，她考上了中国人民公安学院，此后被调回杭州工作。

1983年，高碧英终于联系上了哥哥，“哥哥还活着，还成了科学家，母亲喜极而泣。”

1986年3月，高致嵩被浙江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去年9月1日，高致嵩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雄和英雄群体名录，纪念碑也被立在了广西岑溪革命烈士陵园中。

1992年，高碧英第一次去台湾，见到了阔别40多年的哥哥，百感交集。

“现在，哥哥每年都会来杭州。”得知自己要去北京参加阅兵式，高碧英还特地给哥哥打去电话，他很高兴。

颠沛流离之后，两位老人更感和平的珍贵。

年轻人应牢记“抗战精神”

在高碧英的家中，目前保留有关父亲高致嵩的物件只有两样。

一个是高致嵩身着戎装的黑白照片，这是她从一位亲友手中辗转得到的，上面写有一对联文：“抗日捐躯保卫京畿，国家褒扬荣及子孙。”

还有一个，是一枚淞沪会战的铜质奖章。七十多年过去了，奖章上斑斑驳驳。

此次去北京前，高碧英特地将这两个物件从箱底取出，细细擦拭。

“父亲的遗骸虽然找不到了，但这枚奖章代表着他的精神，代表‘拼搏、奉献、团结、自强’的抗战的精神。”高碧英说。

年轻一代没有经历过这段历史，无法直接体会到战争带来的痛苦与灾难，“但是这并不等于可以忘却历史。”此次去北京，高碧英特地让27岁的孙子一起陪同，“对他来说，这应当是一次无比珍贵的爱国主义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