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红经济背景下，网络直播成为博眼球、利润大的一个行业，巨大利益的驱动加上自律的缺位，造成网络直播乱象丛生，违法行为不断发生，且花样翻新。监管者要运用法律赋予的行政指导、行政监管、行政处罚等执法权限，加大监管力度，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自去年开始，网络直播市场疯狂增长，几乎可以用“人人皆可直播”来形容。许多网友想搭乘网络直播的“便车”一夜暴富，于是，各种跌破“三观”甚至涉嫌违法犯罪的内容充斥网络直播间。

　　针对网络直播乱象，自2016年12月1日起，国家网信办实施《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对于直播资质、内容管理、信用体系等提出了具体要求，给规范互联网直播服务划定了底线。一些直播平台也陆续出台管理规则，对主播和用户的行为进行规范。

　　时至今日，《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实施已近半年，网络直播乱象是否得到遏制?《法制日报》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直播内容跌破底线

　　最近一段时间，“女主播藏身故宫直播慈禧床榻”“水滴直播监控画面”成为网络直播行业的两大焦点“新闻”。在“女主播藏身故宫直播慈禧床榻”事件中，涉事女主播回应称“当晚和朋友到了怀柔一家影视基地，假装在故宫里做了直播”。“水滴直播监控画面”，则是将餐馆、商店、培训机构甚至居民家庭进行实时直播，市民直呼:“太恐怖,我的隐私从何谈起？”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当前网络直播的问题绝不只有这两起热点事件。

　　在某网络直播平台，最近比较火的是“生吃各类动植物”类直播。

　　在这个平台上，一名用户发布了376个“直播生吃各种动植物”视频，其中直播生吃癞蛤蟆的视频达到了18.9万的播放量，另外还有直播生吃壁虎、兔子、臭虫、蝙蝠、蝴蝶等视频。

　　视频中的男子自称“老张”，年龄大概四十岁左右，直播背景多为墙面斑驳的院落、卧室、猪圈、菜园等，直播场面血腥。

　　直播过程中，有人问“没有生命危险吗”？老张回复：“当然没有，每个人的抗体都不一样，你们不要模仿，但是在面临生命危险的时候是可以吃的，我现在是为你们做榜样。”

　　在另一家大型直播平台，一名女主播在直播时衣着暴露，直播全程都在向观看者索要“礼物”，话语中多次涉及色情暗示语言。有观众要求看“福利”时，这名女主播让观众去她的微博“找福利”。记者在该主播的微博上发现大量尺度较大的照片与视频。当有观众说要举报主播时，这名女主播回应：“你不要举报我，上次被举报停播了一个多月。”

　　直播的乱象不仅出现在封闭的直播间里，现在还出现了所谓的“打野主播”。

　　“打野主播”，即网络主播到田野、山林中猎捕野生动物，边猎捕边直播，并以竹鼠“互斗”、上山“收夹”等关键词作为直播房间的介绍词，吸引用户关注。记者发现，类似视频出现在多家直播平台，部分网络主播甚至拥有数十万粉丝。

　　记者调查发现，有的网络直播平台甚至还出现了虚假广告。记者统计发现，网络兼职、三折充话费、低价苹果手机、高仿耐克阿迪、假烟假酒等，是网络直播间最常见的虚假广告内容。在某直播平台上，主播直播间的“麦序”成了可以买卖的广告位。这些广告则打着主播担保的名义吸引观众。

　　还有一些直播内容直接与违法犯罪相关，比如有直播赌博、吸毒、教唆犯罪。

　　户外直播问题最大

　　对于直播内容的乱象，市民是最有发言权的。

　　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孙先生平时比较关注网络直播，他告诉记者，曾有业内分析文章称，网络直播的流量分为三大部分，游戏主播大概占三分之一、美女主播占三分之一，另外三分之一是户外主播。

　　孙先生告诉记者，他觉得：“户外主播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因为他们需要用一些行为来博人眼球，比如向河里扔共享单车等。这种户外主题内容不定的网络直播，内容风险性最大。为了博取关注，一些网络主播什么出格的事都干。”

　　孙先生希望直播平台能多一些公益性的内容，比如讲课的学霸或老师。在美国，最受欢迎的网络直播节目是“数学老师”，主要就是分享学习经验以及老师答疑解惑。他认为，国内的网络直播也可以按这个思路来发展，使其成为直播平台的一股清流。

　　在北京经营一家文化传播公司的王先生则认为，当前的网络直播乱象也是主播们的无奈之举。

　　王先生说，网络直播平台的赚钱方式和主播的赚钱方式不一样。直播平台可以通过抽取提成和出租广告位的方式赚钱,但网络主播的主要经济来源就是观众刷的礼物或者打赏，访问量和关注度是网络主播变现的关键，因此会为了吸引观众而突破底线。

　　“相关部门应加大对网络直播乱象的管控。”王先生说，据他观察，目前相关部门对网络直播行业的管理，一方面是对平台进行监督，另一方面是对违规网络主播进行处罚，但这都是治标之策。真正治本的方法应该提高相关从业人员的素质，可以建立直播主体资质审查机制，也可以建立信用监督评价体系,通过直播主体实名制的方式对其行为加以管控。同时，还可以建立色情暴力内容举报奖励机制，利用场外人员的积极性,进行多方面监管。

　　直播平台应担责

　　2016年12月1日，《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正式实施。其后，相关部门不断加大对网络直播的监管力度，查处了一批违规直播平台。然而，在治理之下，网络直播乱象仍未收敛，其中有何原因？

　　中国传媒大学法律系副主任郑宁认为，在网红经济背景下，网络直播成为博眼球、利润大的一个行业，巨大利益的驱动加上自律的缺位，造成网络直播乱象丛生，违法行为不断发生，且花样翻新。

　　“直播是好事，它的出现可以促进信息的披露和知识的共享。但是现在有个别企业唯利是图，为了吸引眼球，赚取不光明的利润、不道德的财富，不惜丧失法律和道德底线。对此，监管部门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建议网友抵制的同时也希望业界慎独自律、见贤思齐、择善而从。”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说，直播违法违规，包括涉及的一些产业、色情的镜头以及虚假广告的内容，都是藏污纳垢，都应当尽快荡涤出去,净化直播市场。网络直播乱象不仅违反法律法规，而且也危害公序良俗。对于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应当予以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就要追究其刑事责任。即使有些情节比较轻微，但也是不道德的，对青少年危害相当之大。

　　在治理网络直播乱象过程中，有不少人认为，应明确直播平台的责任。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认为，要判断网络直播平台承担什么责任，首先要辨别平台是何种身份，区分直播平台的类型。

　　朱巍具体分析说，第一种身份，平台只提供服务但不提供内容。此时，判断平台是否承担责任，要把避风港规则、通知删除规则、红旗规则综合起来看。凡是平台明知或应知有违法情况存在且放任其存在，那么平台应承担责任。还有一种情况，比如有人已经向平台举报违法违规的现象，若平台仍没有采取措施，那么肯定要承担责任。

　　“另外一种身份，即平台是内容提供者。在这种情况下，平台不适用避风港规则和红旗规则，所有视频都由平台来承担责任。”朱巍说，有的App主动提供相关视频、找他人推荐或者介绍，这就属于典型的内容提供者，就要直接承担责任，不需要证明其技术中立。

　　“对于网络直播乱象，直播平台一定是有责任的，其中有五点理由。”刘俊海说，第一，既然搭建了平台，那么就必须对其负责；第二，制定规则的时候，应该把法律规则融合进去；第三，对于平台中兜售黄色镜头的用户，没有做到及时禁止；第四，平台有大数据系统，理应做到及时的监控，对自己的地盘负责；第五，无论是通过广告盈利模式还是付费方式，平台从消费者那里赚取费用,那就要对消费者负责，在树立法律信仰和敬畏之心的同时要对消费者怀有感恩之心。

　　“我们必须要本着对青少年高度负责、对成年人负责、对公众利益负责、对网络环境的健康负责的态度对其进行管理。”刘俊海说，监管者一定要运用法律赋予的行政指导、行政监管、行政处罚等执法权限，加大监管力度，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记者韩丹东实习生吴双孟雨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