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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调解员进驻基层派出所 矛盾纠纷的“宁波解法”
稿源: 中国宁波网   2017-05-15 08:50:56报料热线:81850000

调解现场。资料图片

  前几天,鄞州区东柳街道一家单位的2个小伙子因故吵架,继而发生肢体冲突,还好都没有受伤,但还是闹到了派出所。民警正要给双方做笔录再进行调解,驻守所里的专职调解员潘明杰主动接手了这起治安纠纷的调解。

  潘明杰把两个小伙子拉到一起,只说了一句话:“吵架是两个人的游戏,没有赢家,不是经济上就是精神上有损失。何况你们是一个单位的,成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以后还怎么相处啊?”两个小伙子听了,琢磨了几分钟,当场就握手言和,一场矛盾纠纷顿时化于无形。

  类似的情形,几乎每天在东柳派出所上演。正如派出所所长薛伟说的,自从5年前派出所在全市率先和街道成立联调工作室以来,矛盾纠纷有专人负责调解,化解及时,提高了效率,解放了警力。

  目前,东柳派出所的这种“警调衔接”工作机制已在全市、全省推广,全市所有派出所也全部建立调解工作室,由人民调解员接手矛盾纠纷的调解处理,已成为宁波基层社会治理的“拳头产品”。

  金牌调解员老潘的调解故事:换位思考化解邻里纠纷

  潘明杰是全市金牌调解员,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老潘联调工作室”是我市“警调衔接”机制的重要品牌,该工作室成立于2012年2月,是全市第一家个人调解工作室。在做调解之前,老潘在华光城社区当了15年的物业管理公司经理,积累了与各类人群打交道的丰富经验,他的许多调解故事被大家津津乐道。

  东柳坊小区曾经住着一对老夫妻,老先生是退休老知青,妻子从东北跟随着回到宁波,由于离乡日久患上忧郁症。他们楼上是一出租房,住着4个外地来打工的姑娘,晚上比较吵闹,常常搅得楼下的老太太睡不着觉。老先生也上楼去交涉过,但4个姑娘安静了几天后又故态萌发了。老先生很心疼老伴,特意花费3800元给卧室安装了隔音吊顶,但没有什么效果。

  前年元宵节那晚,楼上的姑娘们吵闹得更激烈了,忍无可忍的老先生连续三次拔掉了对方的电闸,结果引得气愤不已的4个姑娘摸黑下楼来争吵,继而发生肢体冲突,其中2个姑娘反而被老俩口踢伤肚子砸伤眼睛,花去7000多元医疗费。但双方各执一词,都不肯承认错误。老潘接手后,先跟老先生说明拔掉电闸、打伤别人,都是要进行治安处罚的,然后又告诉他们,对方的噪音干扰他们的正常生活是不对,但如果是他来处理,就不会产生矛盾了:

  “先花钱买4双海绵拖鞋送给楼上的姑娘,她们穿上在家里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声响了。如果还是没效果,花几百上千元买来地毯送给对方,这总比自己安装隔音吊顶要便宜,而且更实用有效。

  如果这样还解决不了问题,那就盼望着对方晾晒的衣服掉下来,你们帮忙捡起来重新洗干净,再还给对方,增加双方亲近沟通的机会。甚至老太太还可以发挥自己东北人的优势,包饺子请她们吃一顿。这样,双方的关系不就融洽了。”

  老潘说:“关键还是你们没把她们当成自己人,有排外的意识,没想着跟人家好好相处。”老潘批评老先生说,“你们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们的女儿在外地也遇到这种情况,你们做父母的该怎么想?”

  老先生听了心悦诚服,马上站起来,满脸惭愧地对4个姑娘说:“是大叔糊涂了,做得不对,应该跟你们和睦相处。”

  4个姑娘也很通情达理:“我们也有错,我们平时没考虑到你们的感受,对你们的生活造成了干扰,医药费就不要你们赔了,大家以后好好相处。把我们当成你们自己的孩子,我们有不对的地方,你们也要跟我们讲。”双方皆大欢喜。

  老潘交出的成绩单:百分百化解矛盾纠纷

  让老潘感到自豪的是,这些年来,他和他的团队共调解各类疑难矛盾纠纷近千起,调解成功率达100%,大到五六千万元的遗产纠纷、两三千万元的劳资纠纷,小到“一根筋认死理”的几元钱消费纠纷、“争气不争财”的邻里纠纷,无一民转刑,无一反复。

  不过,老潘也坦言,相对于派出所每年大量的矛盾纠纷,他们介入的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去年全年东柳派出所的矛盾纠纷总量3000余起,今年以来有2300余起,其中通过老潘联调工作室成功调解的分别为135起和85起),更多的矛盾纠纷都是派出所接处警民警现场或事后处理掉了,而他们调解处理的正是其中的“疑难杂症”,并都取得了成功。

  据东柳派出所所长薛伟介绍,在“老潘联调工作室”成立之前,派出所勤务就是“接处警勤务”,所领导最头疼的是纠纷类警情。全年13000余起有效警情中,纠纷类警情占45%以上。矛盾纠纷总量大,化解难,调解工作成效不好就会牵扯派出所大量警力,有的久拖不决,容易激化为“民转刑”案件,有的还会影响警民关系。

  派出所请来老潘并成立“老潘联调工作室”后,工作室实行人民调解、治安调解、劳动调解联动,团队成员由派出所副所长、民警、街道社会事务科工作人员、劳动监察中队队长、司法所司法助理员、结对律师共同组成,形成了一个集治安调解、人民调解、劳动保障、民生救助、法律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工作平台。工作室每天实行调解员大堂坐班制度,协助民警接待群众,帮助疏导当事人情绪,力争在第一现场第一时间化解。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的警调衔接机制就是老潘在前台,派出所、街道职能部门在后台给予充分的支撑,老潘是值得信赖的,也是能量巨大的,群众自然愿意接受老潘提出的各种建议,从而化解矛盾。”薛伟说,“建立这一机制,不仅是警心工程,也是民心工程。矛盾纠纷有专人接单,化解及时,进一步提升了公安工作运行质效。一句话,做精调解室,和谐一片天。”

  警调衔接在宁波遍地开花

  不仅是“老潘联调工作室”,中河派出所警调对接工作室成绩同样显著。

  一份统计显示,中河派出所自试点警调对接工作以来,共受理各类矛盾纠纷20664起,除当场调解外,移交各类纠纷2200起,警调对接工作室成功化解2191起,化解率99.6%,调处成功率比此前上升了14.6%。

  2013年8月,市公安局、市司法局联合印发《关于在全市全面推行“警调对接”机制建设的工作意见》,对公安行政调解和人民调解衔接联动作出制度安排。按照“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推动“警调衔接”工作在派出所、警务站和有条件的警务室全面落地,要求2015年底前所有派出所全部建立调解工作室,其中城区、城镇派出所要实现调解员工作专职化,农村派出所要积极创造条件,积极争取专(兼)职调解人员和调解经费等到位,规定调解员在所调解时间,实现调解工作正常运作。各警务站和有条件的一类警务室,要设有专门的调解工作室,加强与社区(村)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衔接,采用联动式合署办公,调解辖区一般性纠纷;其他警务室根据辖区治安特点和矛盾纠纷实际,因地制宜开展排查化解工作。

  目前,全市157个派出所建立了调解工作室,户籍(边防)派出所建立率为100%; 44个警务站均设立了调解工作室,建立率为100%;411个条件成熟的警务室建立了调解工作室,占全部警务室(576个)的71.4%。目前,全市共有调解员540人,其中专职调解员275人,兼职调解员265人,2013年以来共成功调处矛盾纠纷23781起,调处成功率达97.8%。

  宁波晚报记者张贻富

  通讯员舒戴青项兰

原标题:警调衔接 矛盾纠纷的“宁波解法”

编辑: 杜寅

人民调解员进驻基层派出所 矛盾纠纷的“宁波解法”

稿源: 中国宁波网 2017-05-15 08:50:56

调解现场。资料图片

  前几天,鄞州区东柳街道一家单位的2个小伙子因故吵架,继而发生肢体冲突,还好都没有受伤,但还是闹到了派出所。民警正要给双方做笔录再进行调解,驻守所里的专职调解员潘明杰主动接手了这起治安纠纷的调解。

  潘明杰把两个小伙子拉到一起,只说了一句话:“吵架是两个人的游戏,没有赢家,不是经济上就是精神上有损失。何况你们是一个单位的,成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以后还怎么相处啊?”两个小伙子听了,琢磨了几分钟,当场就握手言和,一场矛盾纠纷顿时化于无形。

  类似的情形,几乎每天在东柳派出所上演。正如派出所所长薛伟说的,自从5年前派出所在全市率先和街道成立联调工作室以来,矛盾纠纷有专人负责调解,化解及时,提高了效率,解放了警力。

  目前,东柳派出所的这种“警调衔接”工作机制已在全市、全省推广,全市所有派出所也全部建立调解工作室,由人民调解员接手矛盾纠纷的调解处理,已成为宁波基层社会治理的“拳头产品”。

  金牌调解员老潘的调解故事:换位思考化解邻里纠纷

  潘明杰是全市金牌调解员,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老潘联调工作室”是我市“警调衔接”机制的重要品牌,该工作室成立于2012年2月,是全市第一家个人调解工作室。在做调解之前,老潘在华光城社区当了15年的物业管理公司经理,积累了与各类人群打交道的丰富经验,他的许多调解故事被大家津津乐道。

  东柳坊小区曾经住着一对老夫妻,老先生是退休老知青,妻子从东北跟随着回到宁波,由于离乡日久患上忧郁症。他们楼上是一出租房,住着4个外地来打工的姑娘,晚上比较吵闹,常常搅得楼下的老太太睡不着觉。老先生也上楼去交涉过,但4个姑娘安静了几天后又故态萌发了。老先生很心疼老伴,特意花费3800元给卧室安装了隔音吊顶,但没有什么效果。

  前年元宵节那晚,楼上的姑娘们吵闹得更激烈了,忍无可忍的老先生连续三次拔掉了对方的电闸,结果引得气愤不已的4个姑娘摸黑下楼来争吵,继而发生肢体冲突,其中2个姑娘反而被老俩口踢伤肚子砸伤眼睛,花去7000多元医疗费。但双方各执一词,都不肯承认错误。老潘接手后,先跟老先生说明拔掉电闸、打伤别人,都是要进行治安处罚的,然后又告诉他们,对方的噪音干扰他们的正常生活是不对,但如果是他来处理,就不会产生矛盾了:

  “先花钱买4双海绵拖鞋送给楼上的姑娘,她们穿上在家里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声响了。如果还是没效果,花几百上千元买来地毯送给对方,这总比自己安装隔音吊顶要便宜,而且更实用有效。

  如果这样还解决不了问题,那就盼望着对方晾晒的衣服掉下来,你们帮忙捡起来重新洗干净,再还给对方,增加双方亲近沟通的机会。甚至老太太还可以发挥自己东北人的优势,包饺子请她们吃一顿。这样,双方的关系不就融洽了。”

  老潘说:“关键还是你们没把她们当成自己人,有排外的意识,没想着跟人家好好相处。”老潘批评老先生说,“你们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们的女儿在外地也遇到这种情况,你们做父母的该怎么想?”

  老先生听了心悦诚服,马上站起来,满脸惭愧地对4个姑娘说:“是大叔糊涂了,做得不对,应该跟你们和睦相处。”

  4个姑娘也很通情达理:“我们也有错,我们平时没考虑到你们的感受,对你们的生活造成了干扰,医药费就不要你们赔了,大家以后好好相处。把我们当成你们自己的孩子,我们有不对的地方,你们也要跟我们讲。”双方皆大欢喜。

  老潘交出的成绩单:百分百化解矛盾纠纷

  让老潘感到自豪的是,这些年来,他和他的团队共调解各类疑难矛盾纠纷近千起,调解成功率达100%,大到五六千万元的遗产纠纷、两三千万元的劳资纠纷,小到“一根筋认死理”的几元钱消费纠纷、“争气不争财”的邻里纠纷,无一民转刑,无一反复。

  不过,老潘也坦言,相对于派出所每年大量的矛盾纠纷,他们介入的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去年全年东柳派出所的矛盾纠纷总量3000余起,今年以来有2300余起,其中通过老潘联调工作室成功调解的分别为135起和85起),更多的矛盾纠纷都是派出所接处警民警现场或事后处理掉了,而他们调解处理的正是其中的“疑难杂症”,并都取得了成功。

  据东柳派出所所长薛伟介绍,在“老潘联调工作室”成立之前,派出所勤务就是“接处警勤务”,所领导最头疼的是纠纷类警情。全年13000余起有效警情中,纠纷类警情占45%以上。矛盾纠纷总量大,化解难,调解工作成效不好就会牵扯派出所大量警力,有的久拖不决,容易激化为“民转刑”案件,有的还会影响警民关系。

  派出所请来老潘并成立“老潘联调工作室”后,工作室实行人民调解、治安调解、劳动调解联动,团队成员由派出所副所长、民警、街道社会事务科工作人员、劳动监察中队队长、司法所司法助理员、结对律师共同组成,形成了一个集治安调解、人民调解、劳动保障、民生救助、法律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工作平台。工作室每天实行调解员大堂坐班制度,协助民警接待群众,帮助疏导当事人情绪,力争在第一现场第一时间化解。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的警调衔接机制就是老潘在前台,派出所、街道职能部门在后台给予充分的支撑,老潘是值得信赖的,也是能量巨大的,群众自然愿意接受老潘提出的各种建议,从而化解矛盾。”薛伟说,“建立这一机制,不仅是警心工程,也是民心工程。矛盾纠纷有专人接单,化解及时,进一步提升了公安工作运行质效。一句话,做精调解室,和谐一片天。”

  警调衔接在宁波遍地开花

  不仅是“老潘联调工作室”,中河派出所警调对接工作室成绩同样显著。

  一份统计显示,中河派出所自试点警调对接工作以来,共受理各类矛盾纠纷20664起,除当场调解外,移交各类纠纷2200起,警调对接工作室成功化解2191起,化解率99.6%,调处成功率比此前上升了14.6%。

  2013年8月,市公安局、市司法局联合印发《关于在全市全面推行“警调对接”机制建设的工作意见》,对公安行政调解和人民调解衔接联动作出制度安排。按照“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推动“警调衔接”工作在派出所、警务站和有条件的警务室全面落地,要求2015年底前所有派出所全部建立调解工作室,其中城区、城镇派出所要实现调解员工作专职化,农村派出所要积极创造条件,积极争取专(兼)职调解人员和调解经费等到位,规定调解员在所调解时间,实现调解工作正常运作。各警务站和有条件的一类警务室,要设有专门的调解工作室,加强与社区(村)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衔接,采用联动式合署办公,调解辖区一般性纠纷;其他警务室根据辖区治安特点和矛盾纠纷实际,因地制宜开展排查化解工作。

  目前,全市157个派出所建立了调解工作室,户籍(边防)派出所建立率为100%; 44个警务站均设立了调解工作室,建立率为100%;411个条件成熟的警务室建立了调解工作室,占全部警务室(576个)的71.4%。目前,全市共有调解员540人,其中专职调解员275人,兼职调解员265人,2013年以来共成功调处矛盾纠纷23781起,调处成功率达97.8%。

  宁波晚报记者张贻富

  通讯员舒戴青项兰

原标题:警调衔接 矛盾纠纷的“宁波解法”

编辑: 杜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