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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22、30、34 5个数字背后的长三角扩容
稿源: 浙江新闻客户端   2018-04-16 20:19:08 报料热线:81850000

  一个不同城市间的协调性会议,不间断地开了21年。

  4月12日,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第十八次市长联席会议在衢州举行。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吸纳铜陵、安庆、池州、宣城加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的提案。

  历经4次扩容,至此,长三角协调会成员单位达到34个。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再扩容折射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态势:长三角实质性一体化时代真的来了!

  再扩容

  长三角经济协调会的前身,是1992年15个城市协作部门主任自发倡议的联席会议制度。

  2003年,协调会首次扩容,浙江台州被纳入。相关人士回忆,当时台州市政府的工作人员,一一敲开了各个专家的房门,只为推介自己的城市。

  受台州鼓励,自2003年起,江苏淮安、浙江金华、安徽芜湖等10个城市,先后申请加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由于申请者众,加入协调会要“排队”。以至于,有媒体质疑: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有“嫌贫爱富”的嫌疑。

  当时,他们得到的答复是:长三角近期“不考虑扩容,待机再议”。据当年媒体报道,当时的官方理由是,国家发改委正在编制的长三角区域“十一五”规划只包括既有的16个城市,如果现在吸收新成员,势必会造成事实范围与规划范围不一致。但也有专家直言,经济落差太大,才是长三角不纳新的深层原因。

  然而,不论政府加入与否,这些年长三角一体化仍然在不断推进。2010起,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扩容加速,其中,2010年和2013年分别有6个、8个城市加入。

  长三角“名分”为何这么热?“好处”显而易见。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成员、上海财经大学区域研究中心主任张学良等人测算了2010年以前的数据,发现加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可以使地区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8%,且这种效应呈现出随时间逐渐增强的趋势。

  此外,这些年高铁网络的日益发达也是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扩容的重要因素。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左学金认为,高铁网络的建设很大程度上压缩了城市间的时空距离。过去离传统意义上的长三角核心区较远的城市,或得以有条件“入长”。

  都市圈

  眼下协调会34个城市,“老大哥”上海,去年GDP已突破3万亿元,而新加盟的池州市仅660亿元,几乎相差50倍。

  城市个性各异,禀赋不同,诉求更不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讲,34个城市要拧成一股绳,不容易。

  这种“拧巴”体现在协调会的实际影响力上。一位多次与会的专家回忆,在后期,一些城市往往把自己城市发展中所遇问题拿到会上来谈,而实际上协调会不是解决城市本身的问题,是解决城市与城市之间的问题。“着眼点不在一处,很难谈到一起。”

  都市圈是一个很好的中间层。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办公室主任姚新在会上作长三角2017年工作报告时提出,要加强次都市圈建设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补充与推动作用。

  涌金君注意到,2016年发布的《长三角城市群发展规划》也已明确次都市圈发展:发挥上海中心城市作用,推进南京、杭州、合肥、苏锡常、宁波等六大都市圈同城化发展。

  从国际经验来看,大的区域组织中联系更为紧密的是都市圈,其形成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看通勤率。比如,美国都市圈城市的通勤率大概在15%左右。

  杭州都市圈已开通湖州、诸暨来往杭州的通勤高铁。最近,合肥都市圈区域交通一体化规划启动编制,合肥都市圈将加快建设以合肥为主枢纽,以淮南、滁州、六安、桐城市为节点的轨道交通“1小时通勤圈”。

  上海财经大学区域研究中心主任张学良指出,长三角内跨区域、小尺度、相对精准的都市圈(区)建设,已成为长三角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可复制、可推广、可辐射的发展模式。

  新使命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上海市委书记李强透露,今年上半年,将在上海举办下一次长三角主要领导人座谈会。

  不久前,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在上海挂牌成立,涌金君探访到,来自三省一市的人员正忙着编制《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去年底被调至上海市发改委培训中心内办公的刘玉宝,原单位是嘉兴市合作交流办。如今,他与新同事一起,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即将在上海召开的三省一市领导人座谈会。

  在长三角深度一体化的进程中,协调会如何继续发挥作用?

  对于过去20余年,协调会在长三角一体化中的作用,上海市合作交流工作党委副书记潘晓岗今年初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如是评价,“20多年来,在推动长三角区域协同的过程中,长三角协调会分别从机制和内容两个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具体而言,一是为日后长三角地区形成“三级运作”体系奠定了基础;二是从成员城市的共同关切和利益出发,先易后难,平等磋商,优化要素配置、促进合作共赢。“总体来说,长三角协调会在促进城市群内各城市间合作发展、区域协调协同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城市群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借鉴和有益的探索。”

  一个大背景是,多年来,随着市场力量的逐步增大,长三角各地之间合作平台越来越多,合作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化。

  2009年以来,上海和江、浙、皖三省建立了“决策层、协调层、执行层”长三角地区合作协调机制。其中,决策层为三省一市主要领导座谈会,协调层为长三角地区合作与发展联席会议制度,执行层为在主要领导座谈会和联席会议领导和指导下,实行重点合作专题协调推进制度,目前共设有包括城市合作在内的12个专题组。

  协调会也应有新使命。“两省一市联席会议解决的是面上的事,而城市经济协调会解决的是点上的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上海分中心秘书长郁鸿胜研究员期待,协调会能级提高,城市间提出的问题可以与省级战略规划挂钩,最终把城市群做优做强。

原标题:15、16、22、30、34 5个数字背后的长三角扩容

编辑: 郭静纠错:171964650@qq.com

15、16、22、30、34 5个数字背后的长三角扩容

稿源: 浙江新闻客户端 2018-04-16 20:19:08

  一个不同城市间的协调性会议,不间断地开了21年。

  4月12日,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第十八次市长联席会议在衢州举行。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吸纳铜陵、安庆、池州、宣城加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的提案。

  历经4次扩容,至此,长三角协调会成员单位达到34个。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再扩容折射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态势:长三角实质性一体化时代真的来了!

  再扩容

  长三角经济协调会的前身,是1992年15个城市协作部门主任自发倡议的联席会议制度。

  2003年,协调会首次扩容,浙江台州被纳入。相关人士回忆,当时台州市政府的工作人员,一一敲开了各个专家的房门,只为推介自己的城市。

  受台州鼓励,自2003年起,江苏淮安、浙江金华、安徽芜湖等10个城市,先后申请加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由于申请者众,加入协调会要“排队”。以至于,有媒体质疑: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有“嫌贫爱富”的嫌疑。

  当时,他们得到的答复是:长三角近期“不考虑扩容,待机再议”。据当年媒体报道,当时的官方理由是,国家发改委正在编制的长三角区域“十一五”规划只包括既有的16个城市,如果现在吸收新成员,势必会造成事实范围与规划范围不一致。但也有专家直言,经济落差太大,才是长三角不纳新的深层原因。

  然而,不论政府加入与否,这些年长三角一体化仍然在不断推进。2010起,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扩容加速,其中,2010年和2013年分别有6个、8个城市加入。

  长三角“名分”为何这么热?“好处”显而易见。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成员、上海财经大学区域研究中心主任张学良等人测算了2010年以前的数据,发现加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可以使地区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8%,且这种效应呈现出随时间逐渐增强的趋势。

  此外,这些年高铁网络的日益发达也是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扩容的重要因素。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左学金认为,高铁网络的建设很大程度上压缩了城市间的时空距离。过去离传统意义上的长三角核心区较远的城市,或得以有条件“入长”。

  都市圈

  眼下协调会34个城市,“老大哥”上海,去年GDP已突破3万亿元,而新加盟的池州市仅660亿元,几乎相差50倍。

  城市个性各异,禀赋不同,诉求更不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讲,34个城市要拧成一股绳,不容易。

  这种“拧巴”体现在协调会的实际影响力上。一位多次与会的专家回忆,在后期,一些城市往往把自己城市发展中所遇问题拿到会上来谈,而实际上协调会不是解决城市本身的问题,是解决城市与城市之间的问题。“着眼点不在一处,很难谈到一起。”

  都市圈是一个很好的中间层。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办公室主任姚新在会上作长三角2017年工作报告时提出,要加强次都市圈建设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补充与推动作用。

  涌金君注意到,2016年发布的《长三角城市群发展规划》也已明确次都市圈发展:发挥上海中心城市作用,推进南京、杭州、合肥、苏锡常、宁波等六大都市圈同城化发展。

  从国际经验来看,大的区域组织中联系更为紧密的是都市圈,其形成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看通勤率。比如,美国都市圈城市的通勤率大概在15%左右。

  杭州都市圈已开通湖州、诸暨来往杭州的通勤高铁。最近,合肥都市圈区域交通一体化规划启动编制,合肥都市圈将加快建设以合肥为主枢纽,以淮南、滁州、六安、桐城市为节点的轨道交通“1小时通勤圈”。

  上海财经大学区域研究中心主任张学良指出,长三角内跨区域、小尺度、相对精准的都市圈(区)建设,已成为长三角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可复制、可推广、可辐射的发展模式。

  新使命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上海市委书记李强透露,今年上半年,将在上海举办下一次长三角主要领导人座谈会。

  不久前,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在上海挂牌成立,涌金君探访到,来自三省一市的人员正忙着编制《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去年底被调至上海市发改委培训中心内办公的刘玉宝,原单位是嘉兴市合作交流办。如今,他与新同事一起,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即将在上海召开的三省一市领导人座谈会。

  在长三角深度一体化的进程中,协调会如何继续发挥作用?

  对于过去20余年,协调会在长三角一体化中的作用,上海市合作交流工作党委副书记潘晓岗今年初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如是评价,“20多年来,在推动长三角区域协同的过程中,长三角协调会分别从机制和内容两个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具体而言,一是为日后长三角地区形成“三级运作”体系奠定了基础;二是从成员城市的共同关切和利益出发,先易后难,平等磋商,优化要素配置、促进合作共赢。“总体来说,长三角协调会在促进城市群内各城市间合作发展、区域协调协同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城市群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借鉴和有益的探索。”

  一个大背景是,多年来,随着市场力量的逐步增大,长三角各地之间合作平台越来越多,合作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化。

  2009年以来,上海和江、浙、皖三省建立了“决策层、协调层、执行层”长三角地区合作协调机制。其中,决策层为三省一市主要领导座谈会,协调层为长三角地区合作与发展联席会议制度,执行层为在主要领导座谈会和联席会议领导和指导下,实行重点合作专题协调推进制度,目前共设有包括城市合作在内的12个专题组。

  协调会也应有新使命。“两省一市联席会议解决的是面上的事,而城市经济协调会解决的是点上的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上海分中心秘书长郁鸿胜研究员期待,协调会能级提高,城市间提出的问题可以与省级战略规划挂钩,最终把城市群做优做强。

原标题:15、16、22、30、34 5个数字背后的长三角扩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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