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妈祖庙远眺湄洲岛
广州南越王宫遗址博物馆的曲流石渠发掘现场
开元寺大雄宝殿上的“飞天乐伎”
开元寺月台下的印度狮身人面石刻
专家向寻访团成员讲解福州华林寺大殿结构
由宁波市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办公室和保国寺古建筑博物馆联合组织的“匠·海丝遗产与古建营造寻访行旅”已圆满落幕。
此次寻访行旅，历时6天。由主办方工作人员、文化志愿者、高校学生和媒体记者组成的寻访团，除了考察广东、福建等地早期木构古建筑外，还把目光投射到“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方面。因为行程所经过的广州、肇庆、泉州、莆田、福州五座城市，多为沿海港口城市或“海丝”申遗联盟城市。
那么，宁波与同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地”的广州、泉州有着怎样的联系？这些城市的“海丝”文化有怎样的特性？它们在“海丝”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方面有什么可供宁波借鉴的经验?且让我们循着寻访行旅的过程一一道来。
宁波与“海丝”友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海上丝绸之路的版图上，从中国出发的航线分为东海航线和南海航线两条。南海航线以广州、泉州为主要口岸，东海航线则以扬州、明州(宁波)、登州等为主要口岸。这次行旅，走访了南海航线的几座主要城市。这些城市，都与宁波在历史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广州、泉州、宁波在宋元等朝代设立了管理海外贸易的市舶司，从而成为当时中国三大对外贸易口岸。海外贸易，大大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兴盛，也确立了这些城市的沿海重要港口城市地位。
宋开宝四年(971年)，宋灭南汉国，在广州首设市舶司，加强海外贸易管理，积极招徕外商来华贸易。广州成为宋朝税收的重要来源地，被称为“天子南库”。
宋元祐二年(1087年)，经泉州知府陈偁向朝廷再三陈请，专事海外贸易事务的机构福建路提举市舶司在泉州成立。此举为泉州海外贸易带来极大便利，众多外国商人被吸引过来，当时被称作“刺桐港”的泉州，迅速崛起成为东方大港。
在泉州的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笔者看到一份“提举两浙路市舶司”的“公凭”(当时的航海贸易文书)复印件，上书：“据泉州客人李充状，将自己船一只，请集水手，欲往日本国转买回货，经赴明州市舶，务抽解乞出给公验前去者。”而这两浙路市舶司正是在宋淳化三年(992年)从杭州迁至宁波的。
宋咸平二年(999年)，明州正式置市舶司。1080年，当时的朝廷下令，“非明州市舶司而发过日本、高丽者，以违制论”。这样，宁波成为官方获准与日本、高丽通商贸易协定的唯一港口。
如同宁波的镇海口有招宝山，寄寓着人们希望通过海外贸易获得财富的梦想，泉州也有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招宝侍郎”，他就是904年任泉州刺史的王延彬。
据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影印的一份《泉州府志》记载，王延彬在任26年，“岁屡丰登，复多发蛮舶发资公用，惊涛狂飙，无有失坏，郡人藉之为利，号招宝侍郎”。这也许是当时的人们对坚持对外开放的一代好官的最高褒奖吧。
寻访团还来到湄洲岛，探访了妈祖祖庙。妈祖，本名林默，是生于福建莆田湄洲屿的一名民间女子。南宋文人刘克庄用“灵妃一女子，瓣香起湄洲”，点明了妈祖信仰肇自湄洲。妈祖是中国人的航海保护神，妈祖信仰也随着中国商船走向世界，成为中国特色的海洋文化向世界各地传播的见证。如今，在东亚、南亚、东南亚等海外华人聚居地，妈祖仍有大量的信众。去年夏天，湄洲妈祖下南洋，重走“海丝”路。在新加坡，湄洲妈祖巡游10家妈祖宫庙和机构，巡游路程约100公里，所到之处，万众欢腾。
而宁波的甬东天后宫(与庆安会馆宫馆合一)亦是由湄洲的妈祖庙“分灵”而来。“朱衣著灵”是妈祖最重要的灵应故事，说的是妈祖如何在危难中拯救从明州出发的官方出使船队。北宋皇帝宋徽宗就是因此被感动，钦赐妈祖庙“顺济”匾额，使得妈祖神迹第一次得到朝廷的确认、褒奖，开了后代皇帝效法褒奖的先河。而妈祖信俗的发扬光大与宁波也有着重要的关联，因为宁波是妈祖文化通过大运河北上传播的重要节点城市。
对资深的文保工作者谢国旗来说，此行最大的收获是发现了宁波独有的鄞江梅园石在广州、泉州的踪迹。在广州光孝寺的楞严坛前，他意外找到了用作花架的方形覆盆状柱础石，疑为宁波鄞江梅园石雕的遗存。
“这柱础应为光孝寺历代建筑修缮所置换下的废弃构件，从其雕刻外观、风化情况、残损断面，以及后来切割的痕迹等分析，可粗略判断其为梅园石质。”谢国旗认为，这梅园石可能从宁波出发，沿着海路抵达广州，被当地人用于寺院建筑而留存至今。而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他从陈列的一件“五代十国·王继勋陀罗尼石经幢”上，也观察到梅园石特有的四明丹山赤水锈水斑渗流痕迹。他认为，这些梅园石构件和经幢为研究宁波与泉州、广州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提供了实物线索。
梅园石，千年前已随宁波工匠到日本，奈良东大寺的石狮子便是由梅园石雕成。而此次发现，更为研究者提供了无尽的猜想：“宁波梅园石是不是有可能经过广州、泉州，顺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南向航线，远销东南亚甚至更远的地方呢？”这并不是空穴来风，因为宁波的考古工作者曾在象山小白礁1号沉船考古中发现宁波鄞江的小溪石板，这只船驶向何方至今成谜。而保国寺古建筑博物馆也正在开展宁波梅园石的分布调查，此次发现，无疑又提供了一个关联性的线索。
开放交流包容，“海丝”之城的共同胸怀
此次寻访行旅，大家的一个共同感受是，因为有了“海上丝绸之路”，广州、泉州等城市与宁波一样，呈现开放、交流、包容的城市个性和格局。
当寻访团进入泉州老城区时，发现整个街道的屋顶是轻巧俊逸的燕尾脊，建筑均是红砖砌筑，配以白色花岗岩修饰。在转角处，两者交垒叠砌，使建筑的外立面异常丰富。
在宁波大学学生娄宇宁眼里，这种建筑风格被归纳为“红砖白石双拔器，出砖入石燕尾脊”，这是闽南红砖区建筑中的独特手法。在泉州，民居被称为“厝”，所以这些红砖建筑也被称为“红砖厝”。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节点城市之一，城市风格亦受外来文化影响，体现在建筑上，便是古罗马的红砖遇上了泉州的“厝”。
团员们发现，在泉州类似融汇了外来文化的大量存在。
宁波“海丝”遗产保护志愿者服务队志愿者徐翎尔在泉州开元寺就看到了许多中西杂陈甚至融合的东西。比如，开元寺内的东西塔是我国最高的一对石塔，其中西塔第四层东北壁上有一尊猴行者浮雕，猴行者的形象被认为是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神猴哈奴曼衍生。这个故事和人物应是通过海路传至中国泉州等地，对吴承恩创作小说《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形象也不无影响。据统计，东西双塔上160尊人物浮雕中，仅有44尊为中国人的形象。
开元寺的大雄宝殿斗拱间有24尊飞天乐伎，它们既能承重，也是装饰。它们中有的手持文房四宝，有的手持南音乐器。飞天乐伎可以说融中国飞天、印度妙音鸟、欧洲安琪儿等中外造型于一身。在这些飞天乐伎身上，中国、印度乃至欧洲文化，神奇地“合体”了。
据介绍，明代开元寺重修时，有73方狮身人面石刻，被移入并嵌进大雄宝殿的月台下，它们源自一座已损毁的印度教寺庙。而两个雕刻有印度教神话故事和中国传统吉祥图的印度教石柱，明代时被移到开元寺大雄宝殿的后廊。
开元寺内世界各地文化的交融杂陈，展示了作为10至14世纪世界第一大港泉州的开放、包容和自信。那时的泉州，从港口出发的船只装载的是中国陶瓷、丝绸、日用品，进港的则满载香料和珠宝。在国外商人眼里，泉州是一个繁华的“光之城”。意大利犹太商人雅各德安科纳1271年来到这里，他在书中如此描述这个“不夜之城”：“刺桐是一个不可估量的贸易城市，各种布匹、书籍、香料、陶瓷、珠宝等商业集市繁荣到难以描述。而一到夜晚，泉州路口店铺人家挂着灯笼，使得满城光如白昼。”
寻访团的首站是有着1700年历史的广州光孝寺。这个2016年被列入海上丝绸之路申遗预备遗产名录、与保国寺同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保单位的古寺，承载着佛教从“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历史。
广州是中国“海上佛教之路”的重要节点，而光孝寺在其中起过重大作用，这早有定论。由海道来华的高僧如昙摩耶舍、求那跋摩、求那跋陀蜀、菩提达摩、真谛、般刺密谛等，都曾经驻锡该寺，开山说法，传经译道。而海外梵僧正是光孝寺的开山祖师。由此，广州也有“滨海法窟”的称号。
人们熟知的达摩就是自天竺乘商舶、泛南海经三度寒暑，于527年抵达南海郡，也就是今天的广州。他先在珠江岸边结庵栖住传教，这里后来成为西来庵。随后，他移锡王园寺(光孝寺的前称)，最后才渡江北上，在嵩山面壁九年，成为禅宗中土初祖。
我们到访的泉州清净寺是一座仿叙利亚大马士革伊斯兰教风格的大礼拜寺，始建于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这是穆斯林文化在泉州发扬光大的有力的历史见证，现在还存有石构门楼、奉天坛等建筑。在这里，半穹门上的辉绿岩石或花岗古岩石，叠拼成了绚丽多姿的几何图案，见证了世界建筑艺术在泉州的交流和传播。笔者看到，这里的明善堂为传统中式建筑，同时在内部构造上吸收了阿拉伯建筑的特点，设置了圣龛。
据这里的工作人员介绍，宋元时期，许多阿拉伯、波斯、中亚的穆斯林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来到泉州，泉州修建的清真寺最多时有六七座。历代穆斯林围绕清真寺聚族而居，形成独特的穆斯林社区。至今，泉州的穆斯林仍然延续着开斋节、圣纪节等节庆活动。可以这么说，清净寺见证了10至14世纪泉州海洋交通繁荣、多元文化和谐共处的历史，反映了泉州与阿拉伯地区人民的友好往来和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
在寻访团团员、宁波“海丝”研究专家陈艳眼里，外来文化对广州、泉州等“海上丝绸之路”城市的影响，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在东西方学界，对于人类早期的海上交流通道，除了“海上丝绸之路”外，还存在着“陶瓷之路”“茶叶之路”“香料之路”“季风贸易之路”“朝贡之路”“穆斯林商道”“佛教之路”等诸多名称。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仅是一条货物贸易的商道，更是不同文明间对话交流、互相影响、彼此融合的“大道”。
“海丝”友城的遗产保护经验，值得宁波借鉴
最让寻访团成员感慨的是泉州、广州等地“海丝”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陈艳认为，遗产保存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是申报世界遗产时优先考量的重点，广州、泉州等地这方面做得很好，值得宁波借鉴。
的确，在泉州“海丝”文化遗存体系已被系统地梳理出来。笔者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看到一张古泉州遗存体系图，上面绘有以江口码头、石湖码头、六胜塔、万寿塔、洛阳桥、九日山祈风石刻、真武庙、天后宫为代表的海河陆地交通体系；以泉州府文庙、老君岩造像、德济门遗址、磁灶窑系金交椅山窑址为标志的经济和文化代表性产品；以开元寺、伊斯兰教圣墓、清净寺、草庵摩尼光佛为代表的国际文化交流的杰出成果。
今年6月底，第42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了中国申报的“古泉州(刺桐)史迹”文化遗产项目，虽然最终被“发还待议”，申报没有成功，但泉州在中国“海丝”申遗城市中第一个进行申报，也着实让人感受到泉州人对自身文化遗存丰富性的自信。而文化遗存保留如此完整，正是一代一代泉州人接力捍卫和传承泉州历史文脉的结果。
在泉州对外交通史博物馆，笔者看到了泉州古代的许多外来宗教石刻，这些石刻是老一辈泉州人、历史学家吴文良从1928年起收集得来的。1953年，他将珍藏的一批石刻捐献给泉州市政府。6年后，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成立，石刻成为第一批重要馆藏文物，这些藏品也成为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申遗最具底气和证明力的人类共同文化遗存。同样，曾任泉州市市长的王今生，一生践行“古城保护优于城市建设”的信念，抢救和修复了一批具有泉州地方特色的古建筑。在泉州开元寺内，随处可见当地民间的石刻、佛像等古物。那是因为“文革”期间，泉州市民将周边古物搬到这里寻求庇护。动荡结束后，许多古物无人认领，便留在了开元寺，得以保留下来。
在广州南越王宫遗址博物馆，寻访团成员被这里的精心陈列和展示所打动。南越王宫遗址博物馆通过考古发掘现场的直观展示，将石构水池和曲流石渠组成的南越国御苑以及不同时代宫殿的基址、廊道、水井等遗迹，呈现在观者眼前。特别是通过对地层的层层“剥离”，让叠压的从秦汉到民国共12个历史时期的考古遗存一目了然，使人感受到广州作为岭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的悠远历史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史迹。
所见所闻让寻访团成员意识到，宁波在呈现“海丝”文化的相互影响及文化多样性方面还有许多潜力可挖。陈艳举例说，宁波历史上的“波斯巷”系外来文化产物，但实物已荡然无存，空留其名，清真寺的古迹保存情况也不乐观。“如何进一步做好宁波‘海丝’文化内涵的爬梳，加强遗存情况摸底工作，在此基础上对‘海丝’申遗点做必要的调整，提升‘海丝’文化遗产的丰富性，这或许是我们未来的方向。”
在“海丝”遗产的宣传推广方面，宁波也可以做得更好。寻访团成员发现，在广州白云机场，有面向旅游者推送的免费宣传册“海上丝绸之路旅游线路推荐”(中英文版)；在泉州开元寺门口，有推介“东亚文化之都海上丝路起点”的铭牌，铭牌上还有“泉州语音导游”的二维码链接；在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的入口处，悬挂有入围“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海上丝绸之路”的铭牌等。这些都为宁波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路。
汤丹文陈青/文
汤丹文/摄
原标题：走千里路 寻访“海丝”文化的“遗珠” “匠·海丝遗产与古建营造寻访行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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