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多年前的清代中叶，中英两个大国曾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贸易摩擦，其中的经验教训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唐博博士以其历史学研究中的深厚学养，讲述了在18世纪中英贸易战中，浙海关和粤海关之间发生的一场利益之争。他认为，由于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宁波在这场外贸之争中憾失了一个成为东方威尼斯的历史性契机。唐博的讲述有事实，有分析，给今天宁波的持续发展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历史启示。
人物名片
唐博，青年清史专家、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首位80后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历史学博士、著名历史学家戴逸先生关门弟子，主攻清代经济史、城市史、台湾史，现供职于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已出版《清案探秘》《住在民国：北京房地产旧事》《驿站小史》等专著14部。
3月9日下午，唐博做客宁波图书馆新馆“天一讲堂”，主讲了《宁波与18世纪中英贸易战》。
粤海关“一口通商”
英国商人想来宁波做生意
唐博讲的这场浙粤外贸之争，是乾隆年间中英贸易博弈的一个重要阶段。
康熙中叶，清王朝结束迁界禁海，实行对外开放的“四口通商”政策，开设了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四个海关，管理对外贸易，征收海关关税。其中，粤海关的办公场所设在广州，浙海关的办公场所设在宁波。
清王朝当时规定，四个海关中，只有粤海关所管辖的广州一个口岸对英国、法国、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西方国家进行贸易。其他三个海关对应的口岸，其贸易对象不是西方国家，比如浙海关的贸易对象主要是日本，因为宁波早在唐宋元明时代就有和日本开展经贸文化交流的传统。
不过，有时候也会有少数西方的商人，或因迷航，或故意为之，驾船到宁波或到当时属于宁波的舟山群岛来做买卖。浙海关因势利导，在舟山群岛设置了“红毛馆”这样的机构来接待外国商人。
清廷出于政治考虑，不大欢迎西方商人到浙江做买卖。因为浙江的知识分子比较多，清初浙江的知识分子反清情绪十分强烈，清廷特别担心浙江的知识分子会和洋人勾结反清；此外，杭州是京杭大运河的终点，清廷担心西方商人沿着京杭大运河把影响力渗透到中国内地。
当时，日本实行了“锁国”政策，日本来华商船稀少。因此，浙海关工作并不忙碌，宁波与广州相比，在中国对外贸易领域中处于二线地位。
“在一口通商的制度背景下，广州的中英贸易发展迅速。一方面，清朝的中西贸易进出口总额已远超唐宋时期；另一方面，英国人当时对中国的茶叶、生丝和瓷器有特殊偏好，英国商人在中国采购后，运往伦敦市场的落地价可以翻10倍，利润很高，他们很愿意来做买卖。”唐博介绍说。
可是，做生意不能只买不卖，英国商人希望把自己的主打产品皮货和毛料制品卖到中国，平衡贸易逆差。但广州一年四季都很热，英国的皮货和毛料制品卖不动。同时，英国商人采购的瓷器、生丝、茶叶产地大多在江浙、福建、江西，千里迢迢运到广州来交易，运费高昂。“由于广州是当时中国唯一面向西方的通商口岸，粤海关对中英双方的商人横征暴敛，巧立名目，收取大量规费。”这些都让英国商人苦不堪言。他们经过筹谋，看中了具有对外贸易历史传统的宁波，尝试来宁波进行贸易。
一艘小船开启了宁波对英贸易局面
但宁波最终未能成为中英贸易新口岸
乾隆二十年(1755)4月22日，一艘小船在船主哈咧生和英国翻译洪任辉的带领下，来到了当时由宁波管辖的舟山群岛。面对宁波官员的查问，这几个英国商人表示，祖上曾到宁波做过买卖，听说宁波的贸易秩序较好，希望来此做买卖。宁波的官员给予了热情接待，并把他们安排在宁波大商人李元祚的商行里暂住和做买卖。
这些英国商人在宁波的买卖做得很顺利，他们也照章纳税。这样，浙海关收获了几千两银子关税，浙江商人和百姓购买了一大批西洋产品，英商买到了比广州价格低廉的生丝、茶叶和瓷器。三方皆大欢喜。
有了哈咧生这条船带头，之后的一两年间，先后有四条英国商船到宁波进行贸易。中英贸易的局面持续扩大，浙江的高官认为有必要向朝廷报告。于是，闽浙总督喀尔吉善、浙江巡抚周人骥、浙江提督武进升就联名向乾隆皇帝写了一份奏折，提到“红毛国商船久不到浙贸易，今慕化远来自应加意体恤”，认为英国人来浙贸易，是仰慕清王朝的富庶强大，建议对他们予以优待。
但乾隆帝对此并不感冒，最初他想用经济的手段把英国人逼回广州，下令浙海关提高关税。结果呢？虽然关税增加了一倍，但是来浙江的英国商船有增无减。1754年到1757年，去广州的英国商船从27艘减少到了7艘，粤海关的税收也相应地逐年减少。这就意味着，广东方面各级官员从中英贸易中捞取的合法和灰色收入锐减。
广东的官员和行商急了，他们联络了在京的广东籍高官，送去书信和礼金，希望他们游说朝廷，把中英贸易限制在广州一口。
与此同时，浙江巡抚杨廷璋等浙江高官，则建议朝廷同意英国人在浙江做买卖，把宁波列为开展中西贸易的新口岸。
对此，乾隆帝没有急于做决断，而是先派人去调研。他派去调研的官员是两广总督杨应琚。可想而知，调研结果对浙江很不利。杨应琚调研回来提了两个建议，一是继续提高浙海关的关税税率，二是对英国的贸易口岸只能放在广州，不能在宁波新开，理由是广州之前长期跟英国人做买卖，防范英国人的条件更好，业务更熟悉。
乾隆帝采纳了杨应琚的建议，不准英国商人再到宁波做买卖。“乾隆将帝国的政治安全放在了经济利益、搞活东南沿海经济发展的诉求之上，宁波争取成为中英贸易新口岸的努力就这样失败了，从而失去了参与18世纪全球贸易竞争的历史契机。那本是一个能够成为世界大港的机会，但由于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宁波与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契机擦肩而过。”唐博说。
此后，英国政府和英国东印度公司也曾派外交使团来华举行官方谈判，甚至派商人告御状和采取抗议行动，但都没有成功。广州贸易体制原有的弊病继续衍生和恶化，中英双方屡有贸易摩擦。在贸易逆差难以扭转的情况下，英国政府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决定采取非常卑鄙的做法——向中国输入鸦片。鸦片战争的爆发，很大程度上是这场18世纪中英贸易战的延续和扩大。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得出很多启示。事实上，贸易战没有赢家，它意味着贸易两方互相给对方制造障碍和麻烦，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双输。最好的办法还是坐下来谈，只有相互受益，才能共同繁荣、持久发展。我们总讲，发展需要历史契机，但契机到了，能否抓得住，关键要看有没有‘争’的精神和‘跟’的韧劲。争不来、跟不上，就有可能被淘汰。”唐博总结道。
唐博荐书
一、《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的东方》
作者：贡德·弗兰克(德)译者：刘北成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推荐理由：该书系统论述了1500年以来世界各地之间的经济联系，并将中国置于当时亚洲的中心，将亚洲置于当时全球经济的中心，认为1500年—1800年中国需求白银，欧洲需求中国商品，这两者的结合推动了全世界的商业扩张。因此，中国在工业革命前的全球经济史中占据突出地位。这一观点是对传统的“西方中心论”的颠覆性论述，具有挑战意义，对于理解宁波在这一时期全球贸易中的地位和角色具有重要价值。
二、《广州贸易：中国沿海的生活与事业(1700—1845)》
作者：范岱克(美)译者：江滢河、黄超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推荐理由：清代前期，广州是中国对西方贸易的唯一口岸。该书利用多语种文献，重构了1700年—1845年广州贸易的基本情况，对参与广州贸易的引水、买办、通事、大班、行商、海关官员等角色及其日常生活进行探讨，重新反思广州贸易的成败。对于理解同时期与广州构成竞争关系的宁波在清前期对西方贸易中的表现，具有参考意义。
三、《历史大变局：中国经济风云的50个桥段》
作者：唐博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推荐理由：该书系统阐述了清前期中国对外贸易面临的历史性机遇和挑战，以及清朝决策层、地方利益集团、行商群体与英国政府和英国东印度公司进行贸易博弈的全过程，从贸易角度反思鸦片战争爆发的内外因素和历史必然性。其间，宁波曾有突破“一口通商”、承接中西贸易的契机，但终因诸多原因，没能将偶发性贸易联系转化为经常性贸易机制，对宁波城市发展轨迹产生了深刻影响。
活动预告
一、讲座《生活中的茶语》
时间：3月16日(周六)14：00
地点：宁波图书馆新馆一楼报告厅
主讲人：张世波，宁波大学硕士生导师、教授、高级茶艺师，《茶文化与健康》主讲教师。
二、讲座《台海变局：风险与应对》
时间：3月23日(周六)14：00
地点：宁波图书馆新馆一楼报告厅
主讲人：周志怀，海峡两岸关系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学委会副主任。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所长、全国台湾研究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
宁波晚报记者俞素梅
摄影记者周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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