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当前的位置 : 中国宁波网  >  新闻中心  >  宁波  >  科教·卫生
走乡串户驱瘟神…耄耋老站长邱华士讲述公卫医生那些事
稿源: 中国宁波网   2019-04-24 07:08:00报料热线:81850000

上世纪70年代的一个大年三十,市防疫站工作人员在处理不洁毛蚶。受访者供图

邱华士老人 孙美星 摄

  唐开成五年,明州等疫;明永乐十一年,宁波五县疫;清同治十三年秋,大疫,死者甚众;1946年城区数千人染霍乱,病死率50%……据宁波卫生志记载,新中国成立前,宁波每隔几十年就会爆发大疫,百姓生活水深火热。新中国成立后,卫生防疫事业百废待兴,日新月异。

  1952年,刚从杭州卫校公共卫生专业毕业的邱华士来到宁波,成了一名公卫医生。从为百姓打井、修公厕;到在三江口码头上检测咸蟹、泥螺品质,为老百姓的下饭菜把关;再到排查2000多名甲肝患者,千里跋涉到山东揪出致病“真凶”……他在卫生防疫事业一线奋斗了40多年。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邱华士老人,是我市公共卫生事业70年蝶变的见证者。

  刚上岗忙着打水井、修公厕

  干净的公厕引来百姓打地铺

  1952年,宁波市卫生防疫站还没成立,年轻的邱华士来到宁波卫生局工作。他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跟着卫生工程师一起,到宁波四处打井。

  “那个时候宁波市区很小,卫生条件也很不好,老百姓喝的都是‘天落水’,用一个大水缸在屋檐下接雨水。”邱华士回忆,“天落水”虽然来源于自然,那个年代也少有污染,但因为缺乏消毒措施,水在大缸里存久了容易长虫子,很多疾病因此而起。

  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好水,邱华士跟着卫生工程师四处选址打井。普通居民的水井不过七八米深,为了保证水质纯净,他们给老百姓打的都是深井,有六七十米深。井水虽好,但因为宁波地底下的铁含量高,盛放井水的容器边会留下红色的水垢,“红脸盆”成了那个时代的独特印记。

  1953年,宁波市卫生防疫站成立,邱华士成为首批28名员工之一。

  除了打井,修厕所也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防疫站工作人员的工作之一。“当时老百姓卫生习惯不好,随地大小便的情况很普遍,家里用马桶,外面就是公共的大粪缸。”邱华士说,为了帮助市民养成好的卫生习惯,防疫站牵头在市区新建了各种公共厕所。最好的甲等公厕,有水磨石的地面,有冲水的通厕,在当时是很高级的了。乙等公厕没有自动冲水设施,要人工用水冲。最差的是丙等公厕,也就是旱厕。

  “我们先是建了两个甲等公厕,一个在东门口,一个在灵桥附近。当时老百姓家里多是泥地或石板地,第一次看到有这么好的厕所。”邱华士回忆,到了夏天,甚至有人带着席子来到甲等公厕打地铺,觉得那里又干净又凉快。

  很多疾病都是病从口入

  守着三江口检查泥螺咸蟹

  很多传染性疾病都是病从口入,管好来百姓的食物来源,也是防疫站的重要工作之一。

  上世纪60年代,在北京医学院深造了5年后,邱华士回到宁波市卫生防疫站工作。当时副霍乱从国外传入,我市也时有局部流行,患者发起病来上吐下泻,很快脱水,随时危及生命。

  “这种疾病很凶险,病人大量脱水,需要立即补液。当时医疗条件不够好,没有大静脉输液,我见过有病人插四根输液管同时打点滴,双手、双脚上各打一根。”邱华士说,哪里有疫情,公卫医生就奔向哪里。到了一个地方,先是封锁发病区域,让和患者有过密切接触的人也隔离生活一段时间。随后对当地的水源、厕所等所有可能有污染的地方进行消毒。老百姓隔离多久,公卫医生就陪多久。医生们住在农村旅社,条件好的地方还能到乡公所搭伙,条件不好的就自带干粮。

  “过去防疫站医生工作主要就是靠一张嘴、两条腿。下乡主要靠走,还要反复进行卫生知识宣教,劝大家不喝生水,不随地大小便。”邱华士说,副霍乱的发生和宁波人生吃咸蟹、泥螺等有关系,如果腌制条件不合格,很可能致病。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副霍乱流行期间,邱华士的工作是守在三江口的江厦公园一带,对从那里上岸的咸蟹、泥螺等进行检测。

  “几十年前,水产品腌制条件有限,咸蟹都是一船一船到货的,船舱里倒入盐水,刚捕捞上来的白蟹直接放在盐水里。”这种如今看来有些奢侈的场面,实则存在隐患,如果盐水浓度不够,很可能导致咸蟹质量不过关。邱华士和同事们拿着盐浓度检测仪器,对每一船的腌制水进行检测,不过关就不让上岸。

  甲肝流行千里追根源

  在山东的海滩上锁定“真凶”

  公卫医生的工作有时候像侦探,为了找寻疾病流行的根源,需要长期大量的基础性摸排工作。

  1977年,宁波市区甲型肝炎流行,不少老人孩子纷纷倒下,乏力、食欲减退、时常伴有发热,进而发生黄疸。这种疾病传染性强,甚至有襁褓中的婴儿也被传染。邱华士老人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那次的甲肝流行,4个月内,宁波共有2121人被确诊。

  导致甲肝流行的“真凶”是什么?邱华士和同事们一边着手控制疫情,避免更多的人被患者传染,一边对每一位确诊的患者进行调查访问。

  经过几个月的调查,他们发现,绝大部分的甲肝发病者在发病前都食用过泥蚶,这种水产宁波人喜欢生食。计划经济年代,泥蚶都是分批限量供应的,调查食物的来源比现在容易得多。根据对宁波陆续集中发病地区的走访,发现问题泥蚶来自山东海阳。

  为了找到致病“真凶”,邱华士和同事们远赴山东。“海阳的泥蚶产地主要有三个村子和一个养殖场。我们一个一个村子走访,终于有了收获。”邱华士说,他们发现有一个盛产泥蚶的村子刚流行过甲肝,由于当地卫生条件不好,对患者没有进行隔离措施,孩子们经常在海滩上大小便。就这样因为患病孩子的粪便污染了海滩,导致泥蚶携带了甲肝病毒。

  4位公卫医生花了半年时间,终于找到了导致这次宁波甲肝流行的“凶手”。后来此次调查研究结果还被作为公共卫生事件典型案例,编入高等医学专业教科书。

  1986年,邱华士成为宁波市卫生防疫站站长。经过30多年的发展,此时的卫生防疫站分科更细了,专业人才也更多了。邱华士任站长以后,推动儿童计划免疫提前达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为今后的儿童计划免疫全覆盖奠定了基础。此外,卫生监测和健康教育网络也逐渐建立健全起来。

  1994年,邱华士光荣退休,之后他在预防医学会还工作过一段时间。如今,公卫医生的工作条件和几十年前相比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只要身体条件允许,他每年都会回到老单位看看。

  宁波晚报记者孙美星 通讯员陈琼毛国华

编辑: 陈捷纠错:171964650@qq.com

走乡串户驱瘟神…耄耋老站长邱华士讲述公卫医生那些事

稿源: 中国宁波网 2019-04-24 07:08:00

上世纪70年代的一个大年三十,市防疫站工作人员在处理不洁毛蚶。受访者供图

邱华士老人 孙美星 摄

  唐开成五年,明州等疫;明永乐十一年,宁波五县疫;清同治十三年秋,大疫,死者甚众;1946年城区数千人染霍乱,病死率50%……据宁波卫生志记载,新中国成立前,宁波每隔几十年就会爆发大疫,百姓生活水深火热。新中国成立后,卫生防疫事业百废待兴,日新月异。

  1952年,刚从杭州卫校公共卫生专业毕业的邱华士来到宁波,成了一名公卫医生。从为百姓打井、修公厕;到在三江口码头上检测咸蟹、泥螺品质,为老百姓的下饭菜把关;再到排查2000多名甲肝患者,千里跋涉到山东揪出致病“真凶”……他在卫生防疫事业一线奋斗了40多年。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邱华士老人,是我市公共卫生事业70年蝶变的见证者。

  刚上岗忙着打水井、修公厕

  干净的公厕引来百姓打地铺

  1952年,宁波市卫生防疫站还没成立,年轻的邱华士来到宁波卫生局工作。他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跟着卫生工程师一起,到宁波四处打井。

  “那个时候宁波市区很小,卫生条件也很不好,老百姓喝的都是‘天落水’,用一个大水缸在屋檐下接雨水。”邱华士回忆,“天落水”虽然来源于自然,那个年代也少有污染,但因为缺乏消毒措施,水在大缸里存久了容易长虫子,很多疾病因此而起。

  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好水,邱华士跟着卫生工程师四处选址打井。普通居民的水井不过七八米深,为了保证水质纯净,他们给老百姓打的都是深井,有六七十米深。井水虽好,但因为宁波地底下的铁含量高,盛放井水的容器边会留下红色的水垢,“红脸盆”成了那个时代的独特印记。

  1953年,宁波市卫生防疫站成立,邱华士成为首批28名员工之一。

  除了打井,修厕所也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防疫站工作人员的工作之一。“当时老百姓卫生习惯不好,随地大小便的情况很普遍,家里用马桶,外面就是公共的大粪缸。”邱华士说,为了帮助市民养成好的卫生习惯,防疫站牵头在市区新建了各种公共厕所。最好的甲等公厕,有水磨石的地面,有冲水的通厕,在当时是很高级的了。乙等公厕没有自动冲水设施,要人工用水冲。最差的是丙等公厕,也就是旱厕。

  “我们先是建了两个甲等公厕,一个在东门口,一个在灵桥附近。当时老百姓家里多是泥地或石板地,第一次看到有这么好的厕所。”邱华士回忆,到了夏天,甚至有人带着席子来到甲等公厕打地铺,觉得那里又干净又凉快。

  很多疾病都是病从口入

  守着三江口检查泥螺咸蟹

  很多传染性疾病都是病从口入,管好来百姓的食物来源,也是防疫站的重要工作之一。

  上世纪60年代,在北京医学院深造了5年后,邱华士回到宁波市卫生防疫站工作。当时副霍乱从国外传入,我市也时有局部流行,患者发起病来上吐下泻,很快脱水,随时危及生命。

  “这种疾病很凶险,病人大量脱水,需要立即补液。当时医疗条件不够好,没有大静脉输液,我见过有病人插四根输液管同时打点滴,双手、双脚上各打一根。”邱华士说,哪里有疫情,公卫医生就奔向哪里。到了一个地方,先是封锁发病区域,让和患者有过密切接触的人也隔离生活一段时间。随后对当地的水源、厕所等所有可能有污染的地方进行消毒。老百姓隔离多久,公卫医生就陪多久。医生们住在农村旅社,条件好的地方还能到乡公所搭伙,条件不好的就自带干粮。

  “过去防疫站医生工作主要就是靠一张嘴、两条腿。下乡主要靠走,还要反复进行卫生知识宣教,劝大家不喝生水,不随地大小便。”邱华士说,副霍乱的发生和宁波人生吃咸蟹、泥螺等有关系,如果腌制条件不合格,很可能致病。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副霍乱流行期间,邱华士的工作是守在三江口的江厦公园一带,对从那里上岸的咸蟹、泥螺等进行检测。

  “几十年前,水产品腌制条件有限,咸蟹都是一船一船到货的,船舱里倒入盐水,刚捕捞上来的白蟹直接放在盐水里。”这种如今看来有些奢侈的场面,实则存在隐患,如果盐水浓度不够,很可能导致咸蟹质量不过关。邱华士和同事们拿着盐浓度检测仪器,对每一船的腌制水进行检测,不过关就不让上岸。

  甲肝流行千里追根源

  在山东的海滩上锁定“真凶”

  公卫医生的工作有时候像侦探,为了找寻疾病流行的根源,需要长期大量的基础性摸排工作。

  1977年,宁波市区甲型肝炎流行,不少老人孩子纷纷倒下,乏力、食欲减退、时常伴有发热,进而发生黄疸。这种疾病传染性强,甚至有襁褓中的婴儿也被传染。邱华士老人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那次的甲肝流行,4个月内,宁波共有2121人被确诊。

  导致甲肝流行的“真凶”是什么?邱华士和同事们一边着手控制疫情,避免更多的人被患者传染,一边对每一位确诊的患者进行调查访问。

  经过几个月的调查,他们发现,绝大部分的甲肝发病者在发病前都食用过泥蚶,这种水产宁波人喜欢生食。计划经济年代,泥蚶都是分批限量供应的,调查食物的来源比现在容易得多。根据对宁波陆续集中发病地区的走访,发现问题泥蚶来自山东海阳。

  为了找到致病“真凶”,邱华士和同事们远赴山东。“海阳的泥蚶产地主要有三个村子和一个养殖场。我们一个一个村子走访,终于有了收获。”邱华士说,他们发现有一个盛产泥蚶的村子刚流行过甲肝,由于当地卫生条件不好,对患者没有进行隔离措施,孩子们经常在海滩上大小便。就这样因为患病孩子的粪便污染了海滩,导致泥蚶携带了甲肝病毒。

  4位公卫医生花了半年时间,终于找到了导致这次宁波甲肝流行的“凶手”。后来此次调查研究结果还被作为公共卫生事件典型案例,编入高等医学专业教科书。

  1986年,邱华士成为宁波市卫生防疫站站长。经过30多年的发展,此时的卫生防疫站分科更细了,专业人才也更多了。邱华士任站长以后,推动儿童计划免疫提前达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为今后的儿童计划免疫全覆盖奠定了基础。此外,卫生监测和健康教育网络也逐渐建立健全起来。

  1994年,邱华士光荣退休,之后他在预防医学会还工作过一段时间。如今,公卫医生的工作条件和几十年前相比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只要身体条件允许,他每年都会回到老单位看看。

  宁波晚报记者孙美星 通讯员陈琼毛国华

纠错:171964650@qq.com 编辑: 陈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