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安会馆
地名是地方历史的活化石，是地域精神的符号，是历代民众长期创造积聚的民间文化，承载了一方百姓浓浓的乡愁。
鄞州，是具有两千多年悠久历史的古郡县，地名资源十分丰厚，地名故事奇丽多彩，这是千百年来，先辈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文化遗产。
“鄞”为越地原生地名。约在原始社会末期，至迟在夏朝初，“鄞”已成为确定地名。清代史家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云：夏有堇子国，以赤堇山为名。堇，草名也，加邑为鄞。据查，“鄞”字最早出现的文献典籍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史书《国语·越语》上，有句“勾践之地，南至于句无，北至于御儿，东至于鄞，西至于姑蔑”。
“鄞”虽为越语，但其义实无考。鄞州原生地名现存的还有一个“公式”字，这也是古鄞州土地上兴盛过的另一个县级部落名。如今，古公式地已消失在历史烟雨中，但以“公式”命名的山、谷、村仍有留存。“鄞”“公式”这些原生地名经过鄞州人口耳相传，世代相因，像化石一样成了研究鄞州古县邑的宝贵旁证。
金鹅山
以史为名
鄞州的山溪沟渠、湖塘堤岸、景物古迹、街巷里弄等地名之中，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虽然不少地名的本义逐渐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但后人能凭借这些名称勾起对逝去历史的记忆。
东钱湖有山，名为陶公山，有村名为陶公村，这正是后人对越国名臣范蠡的纪念。据传，范蠡功成身退后，携西施隐居于东钱湖边的山麓，改名陶朱公。后人随即将此山名为陶公山。明代忻氏迁入，建村。此地有陶公钓矶，曾是旧东钱湖十景之一。陶公村也因此成为宁波市历史文化名村。
宋王安石治鄞，虽然只有3年多的时间，但是，在任职期间，他兴修水利，发展农业，重视教育，深受人民爱戴。鄞县文人周容在《王荆公庙碑》里如此写道：盖公初为鄞令，民便其政……即进为丞相，变法而从容，使元诸君子为鄞令与观公之成绩，当必叹息其法信可行而有效……天下之邑之令，将俱得人，俾民咸被利。一席话，道出了鄞州人民对王安石鄞县遗泽的深深感激。东钱湖镇下水村的忠应庙、东钱湖畔半山忆湖滨公园内的鄞女亭(纪念王安石女儿)均是这种感激的写照。
此外，鄞州还有许多历史传说折射在地名上，如“东吴”。东吴镇的镇名与三国东吴有关，据传：公元280年，吴国灭亡后，一俞姓将领避乱至此，见此地五凤朝阳(大涵山、东村东山等五座形如凤凰的山)，认为是风水宝地，遂隐居下来，俞将军因怀念故国，故将此地称为“东吴”。
又如“钟公庙”。据明嘉靖《鄞县志》和清光绪《鄞县志》等史籍记载：南宋庆元六年至嘉泰四年，当时鄞县的县令叫钟廉，他在任职期间致力水利事业，从周宿渡至陈婆渡肖家，率领民众兴筑“鹊巢碶”。为了感谢钟廉，当地百姓在鹊巢碶建了一个钟廉庙祭祀。明代鹊巢碶被废除，庙被迁到了庙跟，并且改庙额为“忠廉”。清代道光二十四年，乡绅周道遵呈请官府设庙额为“钟公”，以避名讳，从那以后，“钟公庙”的名字就沿用至今。
咸祥
以业为名
地名往往反映古代经济社会活动情况。鄞州工商业发达，许多地名记载着古代工商业的繁荣景象。
咸祥，位于东海之滨，南宋时形成村落，村民多以煮盐为业，是古宁波重要制盐之所，咸祥就是从盐场的谐音转化而来。在大嵩江畔的大闸附近，仍有大嵩盐场等这些咸味十足的地名。刮泥淋卤后的海泥，长年累月堆积成土墩，围塘后，大的土墩搭棚作舍成村，因此咸祥中有很多带“墩”字的村落地名，如蔡家墩。
宁波是我国越窑青瓷的中心产地，在鄞州东南部依山傍水的地方曾分布过大量的窑厂，有些地方则以窑厂命名。埕窑曾是横溪镇有名的烧窑基地，那里的18座大窑皆烧埕，故此地命名为埕窑。东吴镇有个村庄专门烧制瓶器，人们将此地称为瓶窑，后谐化为平窑。此外，鄞州山丘众多，自古采石业发达，很多地方把采石地称为宕。石宕位于咸祥镇，该村村民多以采石为业，附近有石宕，村因此得名。
鄞州工商业发达，乡村贸易也繁荣。梅墟传说是由东汉著名隐士梅福定居发族而来。东汉初年，梅福从江西九江寿春县迁来此处，后代人口鼎盛，常在此集中交易，形成鄞东有名的集市(墟)，时人遂以梅姓和墟命名此地，流传于世。
同样贸易繁荣的还有宝幢，在洪荒年代，鄞州东部平原一片沧海，古鄞州人逐溪水而居。因为宝幢这个地方有天童、画龙、东吴三条溪水汇流，又有大山可作依靠，所以成了古鄞州人群居之地，他们在宝幢一带耕种和浅海捕捞。与居住在海岛的“外越人”进行物资交换，山麓商贸十分繁荣，人们就把此地称“公式地”。古代的宝幢贸易繁荣，直到民国，宝幢河畔还延续着繁华，两岸林立的木门商铺、应有尽有的南北货物、十日四市的热闹集市、熙熙攘攘的攒动人头都成为现今宝幢老人心头难忘的记忆。
体现贸易鼎盛的还有张斌桥。唐长庆元年，甬江三江口建明州城之后，过了两年，刺史应彪又建起了一条贯通东西乡的奉化江浮桥，于是从州治出东门过桥后，再经鄞东东塘路和东塘大河可直通海滨，江东这块荒芜的土地开始兴旺起来。然而，这条长达25公里的东塘大河却仍靠渡船往返。北宋元丰五年，“县东五里”的东塘大河上建起了第一座石桥。据说桥边曾住有以打草鞋为生的张斌公公，他行善积德，以打草鞋为生，立志以卖草鞋之钱建桥，因此命名“张斌桥”。
鄞州的手工业较为发达，有这样一首歌谣：“从前江东作坊多，能工巧匠本事大；镬厂巷做镬多，做出镬子尺寸大；铁锚巷铁锚多，做出铁锚用场大；打铁巷打铁多，钉耙锄头火钳大；扁担巷脚板多，背米挑担力气大；冰厂跟，冰厂多，四人抬扛冰块大；还有七塔寺和尚多，四大金刚菩萨大。”
这首歌谣记录了鄞州地区曾盛行过的一些传统行业和以这些行业命名的地名。其中镬厂巷位于今江东南路附近，打铁巷、铁锚巷、扁担巷位于今江东北路一带。冰厂跟的范围则模糊些，大致指和丰纱厂至余隘、江南村沿甬江一带。
宁波三江口因地理位置便利，历史上一直是宁波航运业主要集中之地，也是浙东地区物资集散重地。这里不但吸引历代富商大贾前来经商，也吸引大批作坊摊贩苦力前来讨生活。三江口东岸，即今江东南路、江东北路一带，在过去显然是作坊摊贩苦力等云集之地。镬厂巷、打铁巷、铁锚巷的居民都因相似的谋生技艺聚在一起。
天宫庄园西江古村
以人为名
鄞州人文荟萃，唐代诗人贺知章、北宋政治家王安石、南宋词人吴文英、学者王应麟、台湾文献初祖沈光文、史学家万斯同、全祖望都在鄞县留下了历史遗迹。近代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生物学家童第周、著名油画家沙耆、世界著名大提琴家马友友、书法家沙孟海等都是鄞州人的骄傲。这些名人、名门望族是一个历史概念，他们的聚居地有些已经衍化为当地的村名，也有些成为名胜古迹。
名门望族与名胜古迹现象，具有很强的地域文化特征。这里包括宋四家(丰、楼、史、郑)和明四家(杨、屠、张、陆)的家族文化现象。这一现象一直延伸到近代的沙氏、马氏、翁氏等著名家族。他们身上特有的人格文化与处世传统，深深地影响着当代的鄞州人，成为值得弘扬的优秀地方传统。
鄞州历史上出现过“一门三宰相，四世二封王”的史氏，其对鄞州乃至宁波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根据《南宋四明史氏》记载，史浩是宁波史家“一门三相”中最早的一个宰相。史浩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岳飞平反。史浩退隐后与家人生活在月湖周边，留下了很多遗迹，菊花洲、宝奎阁、花果园庙、芳草洲上的碧浊楼等都与史家有密切的关系。清代学者全祖望曾经在《甬上望族表》中叹道：“城中殖湖(月湖)之十洲，归史氏者，皆十七焉。”
位于东胜街道的贤良巷，其名由来也与史氏家族有关。史大成是宁波历史上显赫的史氏家族之后。其家族当时主要集居在张斌桥至古藤桥(即贤良巷)沿河一带，所以也称“古藤史家”。史大成是清朝首位浙江状元，一生淡泊名利，为侍奉父母不惜削籍革职，为民办事却不遗余力。即使弃官在乡也广行善事，如捐资在家乡办学、修缮水利等。鉴于此，康熙帝特赠“贤良方正”匾额一块，而贤良巷之名也由此而来。
姜山镇的走马塘村，人称其为“四明古郡，文献之邦，有江山之胜，水陆之饶”。村中明清古建筑众多，民风淳朴，文物古迹众多。这里共出过76位进士，被誉为“中国进士第一村”。据宁波天一阁的《陈氏家谱》记载，北宋端拱年间(988年)，陈氏从江苏长洲迁此居住。当时长洲进士陈矜任明州知府，死后葬于茅山，其子为父守陵，带家眷定居走马塘，遂成为今走马塘人的祖先。由于陈氏家族进士多、做官多，车马进出也多。为了便于车马行驶，在河西岸筑堤塘五里，故名走马塘。
在塘溪镇内同样有两大名门望族。童村是我国卓越的生物学家、教育家童第周的出生地。他曾担任过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动物研究所所长。他是卓越的实验胚胎学家，我国实验胚胎学的主要创始人，生物科学研究的杰出领导者。自童第周后，童村共出27名教授，人称“教授村”。沙村，是“沙氏五杰”——沙孟海、沙文求、沙文汉、沙文威和沙季同的故乡。据《沙氏家谱》记载，沙氏家族在南宋时由蜀迁移到宁波，已有800多年历史，因村民多姓沙而得名。
钱肃乐故居位于百丈街道外潜龙巷，建于明嘉靖年间，是宁波现存较早的明代故居。据记载，钱肃乐是明末清初鄞县人，崇祯年间进士，授太仓知州，后迁刑部员外郎。清顺治二年，清兵入浙，钱肃乐在宁波府城隍庙聚众起义，率三千三百子弟兵北上抗清，浴血战斗后卒于琅江船上。
习近平总书记说，要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乡愁是什么？乡愁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乡愁是山、是水、是桥，是梦萦魂牵的山乡村镇，以及由此而生发的一个个意味深长的民间传说，一则则回味无穷的人生哲理。这是历经世世代代的传承才形成的民众集体认同感，寄托着人们对生于斯长于斯故乡的深深挚爱。对故土的眷恋，是人类共同而永恒的情感，地名就是乡愁的印记。优秀的地名文化是地域文化的根，守不住它，就找不到回家的路，就找不回千千万万原住民的文化身份。通讯员黄宏璋徐雪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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