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鸣达
相遇《宁波日报》，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那时，在外奔波20年的我返回家乡，在等待分配工作的日子里，提笔给《宁波日报》写稿。随着一篇篇时评见诸报端，生活得以充实。
为《宁波日报》撰稿成为我业余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2009年，我将以往的文稿、主要是在《宁波日报》发表的评论文章汇编成书，名为《一鸣集》，公开出版。手捧油墨飘香的新书，既有一种成就感，又充满对《宁波日报》的感激。
退休后，有人对我说，这么大年纪了，爬什么格子，写什么文章？的确，名与利早已远离我而去。之所以还在坚持，不离不弃，笔耕不辍，一句话：我不愿离开《宁波日报》，《宁波日报》的领导和编辑也不让我离开。
不愿离开的理由：一是兴趣爱好。一生中不知写过多少领导报告、调研文章、经验材料，但那是工作所需。唯时评文章，说的都是自己想说的心里话，付诸笔端的都是自己的观点和思想，是属于自己的东西。一旦刊于报纸上，有一种个人思考被人认可的感觉，使人感到愉悦。退休以后，工作压力没了，社交圈子小了，空闲时间多了。于是，《宁波日报》便成了我倾诉情感、交流思想的朋友和平台。
二是交友需要。数十年间，宁波日报理论评论部建立了一支评论员队伍，汇集了党政机关、科研院所、大专院校、企事业单位的各种人才。大家不论身份，以文会友，有的还建立了深厚感情。无论是报社组织的评论员笔会，还是微信群里的聊天甚或私下间的交流，都让人有一种归属感、获得感、幸福感。一旦离开，很可能就会失去这些朋友。
2018年10月27日，宁波日报社召开“为改革开放鼓呼，与伟大时代同行——评论专栏《明州论坛》写作研讨会”，理论评论部邀请我参加，并作为唯一的作者代表交流发言，题目是《盯牢“五性”写评论》，让我有幸结识了多位省内外评论界的专家学者。
三是责任所系。长期受党的教育和传统价值观的熏陶，自感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的人，见好的表扬几句，不好的抨击一番。如看到汽车在斑马线前礼让行人，而行人则边看手机边慢悠悠地通过，我就忍不住写了《行人过斑马线能否快些》的小言论；又如一熟人来访，谈及被人两次举报，自己不敢越雷池一步，终于平安无事，要感谢那些举报过自己的人。想到社会上打击报复举报者的现象屡见不鲜，我很快写出《“感谢举报人”是难得的清醒》的评论文章。此外，抨击时弊的《能吏贪官何其多》《为“墙头草”干部画个像》等文章，在社会上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有的至今还常常被人提起。
数十年间我还多次“成为”本报评论员呢。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社会上兴起了一股否定改革开放之风，我写了《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一文寄给编辑。值班总编见文，觉得重要，以“本报特约评论员”之名，发表在报纸的头版头条，市主要领导阅读后打电话到报社，询问此文的写作背景。今年疫情防控期间，我为逆行武汉的医务工作者所感动，写了《向医务工作者致敬》，被报社作为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刊于头版。
《宁波日报》对我的厚爱，我是铭记在心的。我所写的文章不能说篇篇中的，但十有八九刊发是没问题的。这绝不是说我的文章写得有多好，其中主任们、编辑们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大至文章题目、观点的修改，小至错别字、标点符号的纠正，字字斟酌，严格把关，才使我的文章得以见诸报端。
相知相识，两相情愿，想说离开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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