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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历史上的那些寺和庙
2021-01-14 06:53:00 稿源: 中国宁波网  

  宁波是多宗教地区,在遗留的宗教地名中,佛家多以“寺、庙、庵、院、塔”等为通名;道家多以“观、庙、宫、堂”为通称;基督教、天主教俗称“堂”;伊斯兰教惯称“寺”。

  今年是宁波建城1200年,这些异彩纷呈的地名通名,像城市卷轴上的点点注释,不但展示着宁波地区曾经繁盛的信仰文化,也记录着各大宗教在宁波共存共长的发展历程。

  徐雪英

  

  这些宗教通名在宁波遗留的数量是不均衡的。相比而言,“寺”“庙”等佛教通名遗存更多,影响更大。据宁波民宗局统计,目前宁波经批准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有955处,其中佛教场所622处、基督教场所281处、天主教场所51处、伊斯兰教场所1处。

  《宁波佛教志》记,东汉时佛教始传浙东。初入宁波时,僧人多以结茅自修,一般无寺院之名。到东汉建武年间,传中书郎张齐芳弃官隐居灵山,后舍宅为寺,为宁波地区第一所寺院。灵山寺就是现在保国寺的前身。到三国时,浙东已有寺院10余所,处于宁波境内的有慈湖畔的普济寺、五磊山的五磊寺及县西南的吉祥寺等。传入甬地后的佛教与儒道等本地文化相互交融,对宁波当地后来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等的形成变化,产生重要影响。

  早期佛教为什么要以“寺”为通名?“寺”是不是最初就专指佛教建筑呢?

  答案是否定的。“寺”在上古原指皇宫中内侍臣居住之处,“寺人”相当于后来的太监。秦以后,“寺人”也有担任宫廷外官职的,故“寺”逐渐泛指官员们办公之所,成为政府机构的通称。现代影视剧中常出现的大理寺,就是古代职掌审核刑狱案件的政府机构名称。

  传东汉明帝时,天竺高僧以白马驮佛经至洛阳,被安置在接待外宾的鸿胪寺。后来高僧病故,官府便把寺舍赠与僧人。次年又建馆舍,名白马寺,即中国第一座寺庙。后来各地佛教建筑沿用“寺”作通称。唐代伊斯兰教从海路传入中国,早期的伊斯兰教建筑如广州的怀圣寺、泉州的圣友寺等也以“寺”相称。“寺”遂又成中国伊斯兰教建筑通称,一般称为“礼拜寺”或“清真寺”。目前宁波经批准登记的1处清真寺,位于月湖畔后营巷。该寺始建于宋咸平年间,现建筑复建于清康熙年间,是宁波对外开放的窗口之一。

  随着佛教、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寺”原先的“官署”等义渐渐淡化,至今已演化成宗教建筑的专用通称。

  宁波遗存下来的佛教建筑,也多以“寺”为通名。著名的如保国寺、五磊寺、阿育王寺、天童寺、雪窦寺等。这些浸染历史的古佛寺,在时光的雕琢下,气质独特,气场强大,风格自成。如保国寺以工艺见长,其大雄宝殿被认为是长江以南最古老、保存最完整的木结构建筑之一;五磊寺以岁月为樽,寺内古树林立,千年古刹韵味浓厚;阿育王寺以藏宝为傲,珍藏的佛祖舍利被尊为稀世之宝;天童寺以美景见爱,人云天童十景,其实天童四季皆入景;雪窦寺以格局入胜,因历史上屡受皇家恩宠,又为弥勒道场,其规模非一般佛寺可比。

  

  同令人仰视的“寺”相比,“庙”是个接地气的宗教通名,流行于基层民众,带有浓浓的底层百姓信仰特色。

  受灵魂不灭的思想影响,中国百姓很早就有祭祖习俗,供祀先祖神位的专用屋舍就是“庙”。后来,庙的供祀范围逐渐扩大,除自家先祖外,还可以供祀地方先贤、国家功臣等其他优秀人物,成为纪念真实人物的祠庙,在全国形成丰富多彩的祠庙文化。

  宁波祠庙文化同样精彩。民国《鄞县通志·舆地志》记,“今之庙,即古之社也。古者,人民聚落所在必奉一神以为社,凡期会要约毕,必于社申信誓焉。”约在1933年,鄞县城乡有庙祀517处,其中城区就有159处。而且,祠庙文化的发达与否,还成为一个地区兴衰的标志之一。如民国《鄞县通志》云,“其神庙多处,其民居亦盛,村落凋亡地,其神庙亦多废圮,于此亦可考见地方今昔兴衰之故。”

  旧时宁波众多的祠庙,到底供奉的是哪些真实人物呢?以1933年前后宁波城区庙祀为例:民国《鄞县通志》记,当时城区奉祀对象中,宁波地方传说人物如鲍盖、刘纲、七牧将军等有25处;历史人物如岳飞、关羽、贺知章等有35处;有功于百姓的当地官员如黄晟、王安石、钱亿等有29处;本地先贤名儒如王致、杨简、范钦、全祖望等有8处;孝子、平民类人物如董黯、陈良谟、张文英等有7处。

  回顾这些人物,不禁想起这样一句话,只有具有足够的品行和才华,才配得上所有的尊敬和怀念。正是这些叠绕在宁波祠庙里的层层尊敬和代代怀念,才撑起了旧时宁波民众的精神天空。

  

  目前这些记在《鄞县通志》里的老祠庙多已废圮,少量遗存至今。

  宁波火车站附近的董孝子庙,因纪念东汉孝子董黯而名。董黯,字叔达,会稽句章县石台乡(今宁波余姚大隐镇人),奉母至孝,是东汉时期著名孝子,宁波不少地方曾建庙祀之。宁波火车站附近的董孝子庙始建于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为海曙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随着宁波火车站的扩建,正在迁移修复中。

  海曙区镇明路南端的灵应庙,又称鲍郎庙,因纪念晋代宁波官吏鲍盖而名。相传公元316年,鄮县小吏鲍盖奉命押送漕粮,船到东钱湖鹿江一带时,因风浪靠岸暂泊。当时宁波闹饥荒,大批饥民向其乞粮。鲍盖把船上官粮分送一空后,自知死罪难逃,便跳江自尽担下所有罪责。百姓感其恩典,纷纷建庙祀之。《鄞县通志》统计,当时鄞县城乡祭祀鲍盖的庙达68座之多,尤以鹿山鲍盖墓周边的东钱湖、邱隘、东吴及宁波城关等居多。镇明路上的灵应庙也被当地百姓称为“大庙”,坐东朝西,始建于唐圣历二年(669年),现建筑重建于民国八年(1919年),虽仅存正殿,但还是保存了不少古建筑特色,为海曙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东钱湖大堰村的裴君庙,因纪念唐代浙东观察使裴肃而名。据载,裴肃为唐代河南人,担任浙东观察使期间,恰逢明州镇将栗锽兵变,栗锽联合鄞、奉边区山民,刺杀明州刺史卢云,攻陷浙东诸郡县,使明州百姓深受兵乱之苦。裴肃最后率部平乱,生擒栗锽,百姓终得安宁。因其带兵从不扰民,又有平乱之功,后世便像尊鲍盖一样尊其为神,广建祠庙供奉之。宁波俗语“东钱湖里有十八裴君庙,湖外有十八裴君庙,沿海有十八裴君庙”,便是言其祠庙之广。

  东钱湖绿野村的灵佑庙,因纪念宋代王安石而名。《鄞县通志》记,该庙最早名王安石庙,绿野、下水两村共祀之。因庙地处深岙不便供祀,两村村民便商议易地重建。由于都想让新庙建在自己村内,双方起了争执。后下水村抢得王荆公神像,择地建“忠应庙”。绿野村争得王荆公神主牌位,择地建“灵佑庙”。所以,现存的“灵佑庙”,可以算是原王安石庙的“分身庙”。

  

  除祭祀先祖、先贤的祠庙外,庙还可以供奉自然神灵、传说人物或宗教神仙,成为神灵庙等。旧时宁波这种神灵类庙宇也存量不少。以民国宁波城区为例,当时城区供奉的神灵就有风神、火神、财神、河神、凶神、龙王神、真武神、魔礼神、土地、城隍等。佛教传入中国后,庙也可以用来供佛,成为佛庙。供佛的寺院也因此被纳入大“庙”系列,俗称“寺庙”。

  一个地区的庙祀对象,会随着历史变化而不断演变,既有不断的建构,也有不断的解构。在历史洪流的冲刷下,宁波目前以庙为通名的宗教建筑中,除了祠庙,其余的多为佛庙,只有少量庙宇还存着昔日神灵庙的影子。

  如海曙区中塘河边的白龙王庙,该庙始建于元代,“白龙王庙碑记碑”详细记载了该庙的历史。史料记,齐梁朝有神姓白名王,常乘玉龙往来,显迹屡著。至唐赐额灵龙,封其神为广德宣圣王(即白龙王之神)。南宋鄞县令张珣奉敕于离城十里建庙祭祀,取名“白龙王庙”。2004年,当地群众捐资在原址重建庙宇,循俗春秋奉祭。

  又如海曙区县学街上的城隍庙,该庙又称宁波郡庙,由明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下旨敕造。城隍是中国民间和道教信奉的守护城池之神,一般由有功于地方民众的名臣英雄充当。宁波郡庙以汉朝大将军纪信为城隍神,明洪武年间被定名为“宁波府城隍庙”。现存庙殿清光绪十年(1884年)曾重建,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城隍庙之一。这几年,宁波又对这座饱经岁月沧桑的古郡庙进行维修,并于2020年6月重新开放。

  作为宁波宗教地名通名的两大主力,“寺”和“庙”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强大的生命力。不论是寺或是庙,都承载着昔日民众对安稳生活和美好未来的理想寄托。

编辑: 杜寅纠错:17196465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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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历史上的那些寺和庙

稿源: 中国宁波网 2021-01-14 06:53:00

  宁波是多宗教地区,在遗留的宗教地名中,佛家多以“寺、庙、庵、院、塔”等为通名;道家多以“观、庙、宫、堂”为通称;基督教、天主教俗称“堂”;伊斯兰教惯称“寺”。

  今年是宁波建城1200年,这些异彩纷呈的地名通名,像城市卷轴上的点点注释,不但展示着宁波地区曾经繁盛的信仰文化,也记录着各大宗教在宁波共存共长的发展历程。

  徐雪英

  

  这些宗教通名在宁波遗留的数量是不均衡的。相比而言,“寺”“庙”等佛教通名遗存更多,影响更大。据宁波民宗局统计,目前宁波经批准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有955处,其中佛教场所622处、基督教场所281处、天主教场所51处、伊斯兰教场所1处。

  《宁波佛教志》记,东汉时佛教始传浙东。初入宁波时,僧人多以结茅自修,一般无寺院之名。到东汉建武年间,传中书郎张齐芳弃官隐居灵山,后舍宅为寺,为宁波地区第一所寺院。灵山寺就是现在保国寺的前身。到三国时,浙东已有寺院10余所,处于宁波境内的有慈湖畔的普济寺、五磊山的五磊寺及县西南的吉祥寺等。传入甬地后的佛教与儒道等本地文化相互交融,对宁波当地后来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等的形成变化,产生重要影响。

  早期佛教为什么要以“寺”为通名?“寺”是不是最初就专指佛教建筑呢?

  答案是否定的。“寺”在上古原指皇宫中内侍臣居住之处,“寺人”相当于后来的太监。秦以后,“寺人”也有担任宫廷外官职的,故“寺”逐渐泛指官员们办公之所,成为政府机构的通称。现代影视剧中常出现的大理寺,就是古代职掌审核刑狱案件的政府机构名称。

  传东汉明帝时,天竺高僧以白马驮佛经至洛阳,被安置在接待外宾的鸿胪寺。后来高僧病故,官府便把寺舍赠与僧人。次年又建馆舍,名白马寺,即中国第一座寺庙。后来各地佛教建筑沿用“寺”作通称。唐代伊斯兰教从海路传入中国,早期的伊斯兰教建筑如广州的怀圣寺、泉州的圣友寺等也以“寺”相称。“寺”遂又成中国伊斯兰教建筑通称,一般称为“礼拜寺”或“清真寺”。目前宁波经批准登记的1处清真寺,位于月湖畔后营巷。该寺始建于宋咸平年间,现建筑复建于清康熙年间,是宁波对外开放的窗口之一。

  随着佛教、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寺”原先的“官署”等义渐渐淡化,至今已演化成宗教建筑的专用通称。

  宁波遗存下来的佛教建筑,也多以“寺”为通名。著名的如保国寺、五磊寺、阿育王寺、天童寺、雪窦寺等。这些浸染历史的古佛寺,在时光的雕琢下,气质独特,气场强大,风格自成。如保国寺以工艺见长,其大雄宝殿被认为是长江以南最古老、保存最完整的木结构建筑之一;五磊寺以岁月为樽,寺内古树林立,千年古刹韵味浓厚;阿育王寺以藏宝为傲,珍藏的佛祖舍利被尊为稀世之宝;天童寺以美景见爱,人云天童十景,其实天童四季皆入景;雪窦寺以格局入胜,因历史上屡受皇家恩宠,又为弥勒道场,其规模非一般佛寺可比。

  

  同令人仰视的“寺”相比,“庙”是个接地气的宗教通名,流行于基层民众,带有浓浓的底层百姓信仰特色。

  受灵魂不灭的思想影响,中国百姓很早就有祭祖习俗,供祀先祖神位的专用屋舍就是“庙”。后来,庙的供祀范围逐渐扩大,除自家先祖外,还可以供祀地方先贤、国家功臣等其他优秀人物,成为纪念真实人物的祠庙,在全国形成丰富多彩的祠庙文化。

  宁波祠庙文化同样精彩。民国《鄞县通志·舆地志》记,“今之庙,即古之社也。古者,人民聚落所在必奉一神以为社,凡期会要约毕,必于社申信誓焉。”约在1933年,鄞县城乡有庙祀517处,其中城区就有159处。而且,祠庙文化的发达与否,还成为一个地区兴衰的标志之一。如民国《鄞县通志》云,“其神庙多处,其民居亦盛,村落凋亡地,其神庙亦多废圮,于此亦可考见地方今昔兴衰之故。”

  旧时宁波众多的祠庙,到底供奉的是哪些真实人物呢?以1933年前后宁波城区庙祀为例:民国《鄞县通志》记,当时城区奉祀对象中,宁波地方传说人物如鲍盖、刘纲、七牧将军等有25处;历史人物如岳飞、关羽、贺知章等有35处;有功于百姓的当地官员如黄晟、王安石、钱亿等有29处;本地先贤名儒如王致、杨简、范钦、全祖望等有8处;孝子、平民类人物如董黯、陈良谟、张文英等有7处。

  回顾这些人物,不禁想起这样一句话,只有具有足够的品行和才华,才配得上所有的尊敬和怀念。正是这些叠绕在宁波祠庙里的层层尊敬和代代怀念,才撑起了旧时宁波民众的精神天空。

  

  目前这些记在《鄞县通志》里的老祠庙多已废圮,少量遗存至今。

  宁波火车站附近的董孝子庙,因纪念东汉孝子董黯而名。董黯,字叔达,会稽句章县石台乡(今宁波余姚大隐镇人),奉母至孝,是东汉时期著名孝子,宁波不少地方曾建庙祀之。宁波火车站附近的董孝子庙始建于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为海曙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随着宁波火车站的扩建,正在迁移修复中。

  海曙区镇明路南端的灵应庙,又称鲍郎庙,因纪念晋代宁波官吏鲍盖而名。相传公元316年,鄮县小吏鲍盖奉命押送漕粮,船到东钱湖鹿江一带时,因风浪靠岸暂泊。当时宁波闹饥荒,大批饥民向其乞粮。鲍盖把船上官粮分送一空后,自知死罪难逃,便跳江自尽担下所有罪责。百姓感其恩典,纷纷建庙祀之。《鄞县通志》统计,当时鄞县城乡祭祀鲍盖的庙达68座之多,尤以鹿山鲍盖墓周边的东钱湖、邱隘、东吴及宁波城关等居多。镇明路上的灵应庙也被当地百姓称为“大庙”,坐东朝西,始建于唐圣历二年(669年),现建筑重建于民国八年(1919年),虽仅存正殿,但还是保存了不少古建筑特色,为海曙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东钱湖大堰村的裴君庙,因纪念唐代浙东观察使裴肃而名。据载,裴肃为唐代河南人,担任浙东观察使期间,恰逢明州镇将栗锽兵变,栗锽联合鄞、奉边区山民,刺杀明州刺史卢云,攻陷浙东诸郡县,使明州百姓深受兵乱之苦。裴肃最后率部平乱,生擒栗锽,百姓终得安宁。因其带兵从不扰民,又有平乱之功,后世便像尊鲍盖一样尊其为神,广建祠庙供奉之。宁波俗语“东钱湖里有十八裴君庙,湖外有十八裴君庙,沿海有十八裴君庙”,便是言其祠庙之广。

  东钱湖绿野村的灵佑庙,因纪念宋代王安石而名。《鄞县通志》记,该庙最早名王安石庙,绿野、下水两村共祀之。因庙地处深岙不便供祀,两村村民便商议易地重建。由于都想让新庙建在自己村内,双方起了争执。后下水村抢得王荆公神像,择地建“忠应庙”。绿野村争得王荆公神主牌位,择地建“灵佑庙”。所以,现存的“灵佑庙”,可以算是原王安石庙的“分身庙”。

  

  除祭祀先祖、先贤的祠庙外,庙还可以供奉自然神灵、传说人物或宗教神仙,成为神灵庙等。旧时宁波这种神灵类庙宇也存量不少。以民国宁波城区为例,当时城区供奉的神灵就有风神、火神、财神、河神、凶神、龙王神、真武神、魔礼神、土地、城隍等。佛教传入中国后,庙也可以用来供佛,成为佛庙。供佛的寺院也因此被纳入大“庙”系列,俗称“寺庙”。

  一个地区的庙祀对象,会随着历史变化而不断演变,既有不断的建构,也有不断的解构。在历史洪流的冲刷下,宁波目前以庙为通名的宗教建筑中,除了祠庙,其余的多为佛庙,只有少量庙宇还存着昔日神灵庙的影子。

  如海曙区中塘河边的白龙王庙,该庙始建于元代,“白龙王庙碑记碑”详细记载了该庙的历史。史料记,齐梁朝有神姓白名王,常乘玉龙往来,显迹屡著。至唐赐额灵龙,封其神为广德宣圣王(即白龙王之神)。南宋鄞县令张珣奉敕于离城十里建庙祭祀,取名“白龙王庙”。2004年,当地群众捐资在原址重建庙宇,循俗春秋奉祭。

  又如海曙区县学街上的城隍庙,该庙又称宁波郡庙,由明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下旨敕造。城隍是中国民间和道教信奉的守护城池之神,一般由有功于地方民众的名臣英雄充当。宁波郡庙以汉朝大将军纪信为城隍神,明洪武年间被定名为“宁波府城隍庙”。现存庙殿清光绪十年(1884年)曾重建,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城隍庙之一。这几年,宁波又对这座饱经岁月沧桑的古郡庙进行维修,并于2020年6月重新开放。

  作为宁波宗教地名通名的两大主力,“寺”和“庙”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强大的生命力。不论是寺或是庙,都承载着昔日民众对安稳生活和美好未来的理想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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