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官亭及牌坊群
宁波老城望京门，设水陆双门。水门外通西塘河，西塘河向西，一直延伸至鳖山长寿庵(今称长寿寺)前栲湖桥；陆门外接西郊路(现为中山西路)，西郊路与西塘河平行，一路向西至洞桥。洞桥之西即为望春桥。“望春桥上望春波，草绿苹香凫鸭多。最是城西好风景，夕阳处处起田歌。”到了望春桥，便由城郊进入乡下了。
西郊路长近三公里，在东三分之一处，过去有一巍峨壮观的古建筑群，引人注目。其中五座牌坊，飞檐翘角，比肩而立，另有三座亭子，与牌坊相映成趣。古建筑群气势与安徽歙县棠樾牌坊群有得一比，这地方过去叫作“接官亭”。
接官亭似乎是旧时城市标配，全国好多城市有接官亭，它一般设在水陆交通方便的地方。宁波接官亭设在浙东运河分支西塘河畔，交通自然方便。出于礼仪考量，接官亭还得与城市保持适当距离，太远不方便，太近显得不够热情。此处与望京门相距约一公里，与县衙、府署相距两公里上下，可谓恰到好处，正好让鸣锣开道，扛着官衔牌、肃静回避牌以及举着旗盖的仪仗队伍热闹一阵子，让骑马坐轿的官员风光一番。
顾名思义，接官亭是迎接官员的亭子，但其实不仅仅接，还包括送，迎来送往，是接送亭。如1882年3月，鄞县一秦姓知县离任，大概口碑较好，离别宁波时，自县署前至西门外接官亭的道路上，两边店铺皆燃香点烛恭送，送万民伞及设饯者也很多，沿途看热闹者更是骈肩累踵。秦知县的上司宁波府宗太守送其至望京门外，新到任朱知县及同僚则一直送到接官亭。
接官亭除了接送官员，还是当地官员迎接圣旨和朝廷恩赐之物的场所。如1902年9月，浙江提督吕本元因在北洋带兵有功，皇太后及皇上颁福禄喜字各一个，以示褒奖。吕本元深感荣幸，恭恭敬敬地率领下属前往接官亭迎接，谢主隆恩。
官场的这种迎送礼仪，据说可以追溯到秦朝，自秦始皇普遍推行郡县制后，官场就出现了接风饯别之风。到西汉后期，政局屡变，地方官员调动频繁，此风更盛。《汉书》记载，“吏或居官数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错道路。”到了清代，此风愈演愈烈，如遇钦差大臣经过，地方上就“数十里外设马为长探，二十里内设马为短探，无不竭力趋跄”。这里的“趋跄”意指奉承拍马。地方官员费尽心机、不遗余力打探，说到底大多是想给上峰留下好印象，为自己晋升创造条件。
三座亭子中，两座似为盔顶亭，位于街北；一座为歇山顶石亭，濒临西塘河，推测此座即是接官亭。
闻氏祠堂
石马塘尚书桥
五座牌坊“对号入座”
说完接官亭，再说说牌坊群。宁波曾经有很多牌坊，志书记载，附廓县鄞县有牌坊300余座，以慈孝著名的慈溪县有近300座，这还不包括数量众多的墓道坊。笔者粗略统计，说宁波是千坊之地，毫不夸张。
牌坊有冲天式、牌楼式之分，接官亭五座牌坊皆为牌楼式，其中四座石牌坊，一座石柱木构瓦顶坊。其布局：四座依街而筑，其中三座位于街南，背街面河，位居中间的是一座六柱坊。另一座位于街北，与六柱坊隔街相对。一座跨街而筑，即最西边的瓦顶坊。
那么，这五座牌坊建于何时、为谁而建的呢？由于旧影模糊，看不出坊上文字，而志书中关于牌坊记载，大多也无明确地址，很难直接判断。但根据牌坊特点以及变化情况，参考志书、老地图、古诗文等文献资料，还是能够“对号入座”的。
辨识度最高的是中间这座六柱坊。志书记载，“明廷硕辅坊，明，六柱，为建极殿大学士余有丁立”。西乡仅此一座六柱坊，从其唯一性上可确定，此即余有丁明廷硕辅坊。封建社会礼制严格，一般官员是没资格建六柱坊的。宁波如今已无六柱坊实物，但发现有三座六柱坊的旧影。除了这座，另一座在东钱湖，是余有丁的墓道坊，再一座在横溪，是明兵部尚书张邦奇的墓道坊。余和张都为高级官员。
与明廷硕辅坊相对的是天官上卿坊。陈炳翰《洁庵吟稿》中有诗曰：“鄮西邮亭状岿然，石柱卓立大且坚。天官(明代闻渊，陈注)古迹留桑梓，自明迄今四百年。是夜狂飙忽然起，纵极坚牢不足恃。巍巍石柱断其三，刀斫锯解无过是。”现今面世的五张接官亭牌坊群旧影中，早先拍的，这座坊还较完整；晚期拍的，此坊已不见，只剩一根坊柱，恰好与诗中“……石柱断其三”契合。因此，可判断此即“嘉靖二十二年御史王绅为两京吏部尚书闻渊立”的天官上卿坊。
最西侧那座跨街而筑的很可能是青云街坊。《鄞县通志》记载，此坊系明“成化元年守张瓒为给事中毛弘题名”，位置在“县西三里水月庵西”。民国地图中此处恰巧标有水月庵，距离也大致相符。而且，坊名青云街，与跨街而筑的特征比较吻合。需要说明的是，康熙、乾隆《鄞县志》均称作都谏坊，可能是前后坊额不同所致，这种现象在宁波并不少见。
另外两座，一座应该是骢马坊，为明代御史王瑫建。民国地图上，此处标注为骢马坊，志书中，西乡也仅有一座骢马坊，所以也能“对号入座”。另一座可能是迎恩坊，志书记载“迎恩坊，县西三里”，其方位与距离，正好与青云街坊相同，而西乡再没有另外标有“县西三里”的牌坊，故也可断定。另外，康熙《鄞县志》在驻节亭中说，“……其先滨河，有迎恩楼”，宁波人也称牌坊为牌楼，所以这迎恩楼有可能就是迎恩坊。
余有丁墓道望天犼
至于哪座是骢马坊，哪座是迎恩坊？目前尚难判断。
五座牌坊中，元泰定三年(1326年)县尹阮申之立的迎恩坊，建得最早。据志书记载，阮是一位有能声的好官，“泰定初为鄞令，至元间同知庆元路总管府事，在职十一年，兴学宫、实仓廪、创东湖义塾、修迴沙诸碶闸，百废俱举。民不见吏，咸怀其惠。”
其次是明成化元年(1465年)为毛弘立的青云街坊。毛弘，字士广，号贞斋，天顺元年(1457年)进士，六年授刑科给事中。给事中官位不高，却常在皇帝左右，参议政事，掌侍从、谏诤、补阙、拾遗、审核等职，并可封驳诏旨，驳正百司所上奏章，监察六部诸司，弹劾百官，与御史互为补充，位不高而权重。个性耿直的毛弘，敢言直谏，成化三年，敢为忤旨而遭罚的四位官员抱不平，使官复原职。毛弘还偕六科诸臣一起向皇上提意见：近来塞上多事，正是陛下您宵衣旰食的时候，但您退朝后经常出游行乐，这不该是紫禁城应有景象。况且目前灾变频繁，两畿发生水旱之灾，川广地区兵革后，公私交困。愿陛下减少游戏宴饮之娱，停止金豆银豆之赏，日御经筵，讲求正学，或许可以上解天怒，下慰人心。此番言语可见其胆子不是一般的大。
毛弘在刑科九载，因上谏不断，皇帝不胜其烦，责怪道：“昨日毛弘，今日毛弘！”但最终还是采纳其言。毛弘42岁中疾暴卒，天下惜之，称他直道而行，有古人遗风，权奸见之每为胆寒。由于为官清廉,毛弘家甚清贫，去世时竟无资为殓，同僚醵金赙之，才得以归葬。
镇明路四辅崇阶三台峻秩坊
毛弘为桃源乌岩人，后徙宁波城西，有子孙居后河一带，称“椅子漕毛氏”。后河与青云街坊近在咫尺，现今，这一带尚留有椅子巷、后河小区地名。
再次是为明代御史王瑫建的骢马坊。王瑫，字宗玉，成化十七年(1481年)进士。王瑫亲民勤政，敢于担当，在山东任临邑知县时，遇饥荒又加疫疠暴发，王瑫挨家挨户调查疫情，投以药物，无所避忌。并不怕承担责任，在报告前就预先发粟济民。还不怕得罪上司，宁愿遭谴受辱，以当地不产、不敢累民为由，终止向巡按御史邢某提供蜜酿火酒。王瑫公务勤勉，“每讼至，立决。”可谓当日事当日毕，受到百姓好评。后来王瑫以南都监察御史出知长沙府。在长沙时，他同样不畏权贵。当地藩王的奴仆狐假虎威，横暴不法，以往地方官吏也多被欺辱，更不要说一般老百姓了。王瑫到任后，抓其头目诛之，使藩王的奴仆再也不敢为所欲为。他对修建岳麓书院也有过贡献。
王瑫天性孝友。母失明，亲自服侍其饮食寝眠；弟嗜酒，且多有乖忤，王瑫毫不计较，还送田宅给弟。王瑫家在今西塘河、柳西河交汇处的东南角，与骢马坊相距仅300余米，因宅第内建有山池，人称“假山王氏”。现今此处尚留有假山巷、假山新村地名。
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为闻渊立的天官上卿坊是第四座牌坊。闻渊，字静中，号石塘，弘治十八年(1505年)进士，初授礼部(一说刑部)主事，官至吏部尚书，加太子少保，人称“闻太师”，宅为“天官第”。闻渊生而颖异，六岁能诵读诗文，八九岁体貌不凡，丰伟秀拔，品性端重。性情亢直的闻渊，为官四十五载，不畏权臣。但作为历经弘治、正德、嘉靖三朝的元老之臣，也常以前辈自居，事取独断，且常忤帝意。后因严嵩而阨，七十岁时告老休养，家居十四年后卒，赠少保，谥庄简。闻渊也曾为家乡百姓办过实事，志载闻渊“其居乡，主广德湖田米折贷事，湖民德之，立祠以祀。”
余有丁墓道华表柱
闻渊祖先为山东青州益都人，宋时迁宁波，起先居鄞江响岩，后移居石马塘，至闻渊时又迁月湖，其居称闻天官第，位于马眼漕北岸马衙巷口。除天官上卿坊外，老城西南隅，还曾有为闻渊等人立的治朝六杰坊。如今，与闻渊相关的建筑，尚存天一阁景区内的闻氏祠堂和石马塘的尚书桥。
最晚一座是为余有丁立的明廷硕辅坊。余有丁，字丙仲，号同麓，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进士，殿试第三名，授翰林编修，隆庆初充实录纂修官。万历元年(1573年)以左庶子领南翰林，次年升为国子祭酒，后任吏部左侍郎。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张居正重病不起，举荐余有丁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参与机务。后授太子太保晋少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两年后晋少傅兼太子太傅建极殿大学士去世，赠太保，谥文敏。
名列探花、才华超众的余有丁，初入官场时并不如意，竟被此科座主袁炜恶语相加，讥讽其怎么取名“有丁”？应呼为“余白丁”！在袁炜那里起草文章时，还常常饿肚皮，菜色而归。
余有丁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为官，在吏、礼、户部中担任尚书或左侍郎，官位显贵。但后人似乎更看重他的文才，毛弘、王瑫、闻渊在《鄞县通志》人物类表中，均列入仕绩，而余有丁却列入文学。余有丁手校并重刊二十一史，去世后作品被编为《余文敏公集》。
身居高位的余有丁，内心也向往陶渊明那种隐逸生活，他在东钱湖月波山麓营建园林，以“五柳庄”名之。庄内景观之名也多出自《归去来兮辞》。余还在庄内设一楹藏书，可见也是爱书之人。此处园林后人称“余相书楼”，是“钱湖十景”之一。
在宁波，与余有丁相关的牌坊，至少有六座，除了这明廷硕辅坊，老城西南隅还有两座，一是元魁庆萃甲第朋芳坊，为张汝源、卢渐、余有丁等人立；一是鸾坡侍从虎观师儒坊，专为余有丁建。另外，在东钱湖也有三座，一是五柳庄前的名山洞府坊，坊额为神宗宸翰特赐，另两座是余有丁墓道坊，在隐学山及湖滨。
余氏在宁波还留下了其他众多印迹，如仓基的“天朝师相”，日湖的“余相国祠”和“余相国第二府”，祖关山附近的“三层楼”等。镇明路上，有为余有丁父亲立的四辅崇阶三台峻秩坊，翰香学校内有余公子建的“飞盖园”等。
旧照片中的接官亭及牌坊群
接官亭和牌坊群消失成谜
接官亭和牌坊群在晚清时已呈颓败之状。据1883年8月报载，接官亭旁点心店有一学徒，看到石牌坊上有鹊巢，就登梯攀住牌坊之檐牙掏鹊蛋。不料牌坊年久失修，石缝脱榫，连人带石坠地，死于非命。可见那时牌坊已经十分破旧。
至民国时，牌坊毁损更加严重。《宁波市志》大事记载：1922年8月6日，突起旋风，坍墙倒屋，西郊接官亭牌楼盈抱石柱，腰折三段。从旧影中可见，闻渊的天官上卿坊仅剩坊柱，余有丁的明廷硕辅坊也破损严重，坊下搭棚盖簟，成了石作场。接官亭周围也搭起了棚房。这状况可能与宁波轮船码头、火车站相继建成后，政要大多在那里往来，接官亭逐步弃用有关。
1948年6月《时事公报》报道：接官亭石牌楼五座，中座右角倾圮，拟全部拆除，并将字碑移建东钱湖，以增名胜。但当时的县府雇工拆除危险部分后，其余部分因工程浩大，需款甚巨，暂缓拆除。最终，接官亭及牌坊群何时拆除、因何拆除、如何拆除，还是个谜。笔者猜测，有可能是20世纪50年代建萧甬铁路时拆除，因为此处正是公铁相交的起坡处。
接官亭这个地方，还曾建过邮亭和驻节亭。笔者粗心，当初读《洁庵吟稿》时，以为邮亭即接官亭，其实不然。邮亭并不是座亭子，据志载，“邮亭在望京门外城西五图，前为门屋三间，后厅事三间”，是古代传递文书、供应食宿和车马的驿站。驻节亭也不是座亭子，宁波东门外、南门外、西门外均曾设有驻节亭。西门外驻节亭位于接官亭牌坊群北侧。据屠滽记载，驻节亭“中为厅三间，名曰来观亭，后为楼三间，名曰皆山楼，前为露台，上设重屋三间，左右为廊房，各五间。又前为外门，面为月亭，其先滨河，有迎恩楼”。可见，驻节亭是一处规模不小、用于接待高级官员驻外执行公务的建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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