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许心芸所编《种桃法》里的桃树包果及害虫防治法
奉化水蜜桃肉色如玉，核肉如染，薄皮多汁，芳香甘甜，可谓举世闻名。1984年，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俞德浚先生曾在其编著的《落叶果树分类学》一书中，称颂奉化水蜜桃为“我国水蜜桃中最有名的品种”。2022年，是“奉化水蜜桃”入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原国家质检总局“原产地域产品保护”)20周年，对奉化水蜜桃乃至宁波本土特色农产而言，都是一个颇具纪念意义的年份。
时值盛夏，在这硕果挂满桃枝的丰收时刻，让我们循着史料遗踪，重温奉化水蜜桃产业崛起、称雄四海的激荡往事。
1935年上海《新闻报·本埠附刊》里的奉化茂昌公司水蜜桃广告
(一)
1937年6月，客居江苏苏州的奉化籍作家“满翔”在《苏州明报》上发表散文《蜜桃的故乡》。有趣的是，“满翔”心目中蜜桃的“正宗起源”并非盛产各类甘甜桃子的苏州，而是家乡宁波奉化。“满翔”是在“自卖自夸”吗？回首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桃业“风云榜”，奉化确实曾是最出类拔萃的一个特产区。然而奉化水蜜桃的肇基与声名鹊起，并不像某些著述渲染的那么历史悠远，其兴衰起伏背后隐藏着众多历史性必然与地方性偶然。
奉化始栽桃树远在水蜜桃闻名之前。但作为经济果树的水蜜桃，却是在晚清方才引入奉化——光绪九年(1883年)溪口镇三十六湾村老农张银崇自上海露香园引入“龙华水蜜桃”。2017年刊行的《溪口镇志》盛赞张氏之功为“奉化水蜜桃发端”。然则晚清时期奉化虽已求得良种，产桃却并不“出彩”。1936年8月，承载诸乡村、农业调查信息的《京沪沪杭甬铁路日刊》指出：“奉化水蜜桃之驰名遐迩，不过近一二十年来事。在一二十年前，奉化人中尚有不知水蜜桃为何物者。”
自1936年上溯“一二十年”，奉化水蜜桃的崛起时间被锁定在1920年代初前后。那么为何奉化水蜜桃能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由寂寂无闻变成声震四海？1943年8月《海报》上的一则杂谈点出了个中奥妙：“奉化的水蜜桃，历史还短，是民十(按：民国十年，1921年)以后才见市。因为自那时起，奉化出现了不少新兴的桃园，主持者全是研究园艺的新人，培养得法。所以产的桃子，不但味道甜美，而且虫蛀全无，为人称誉。”
(二)
奉化水蜜桃能够傲视群雄，首先得益于品种改良。1918年，一场蜕变悄然发生。位于奉化萧王庙街的“中国农林技学互相研究所”是一所地方性农学科普机构。在雷树枬操办下，该所定期发行四页农学科普杂志《农林讲义》，其中连续多期刊载了奉化水蜜桃种植的农艺经验，覆盖了从栽培水蜜桃树到水蜜桃果研究的全生产周期。1925年，第十五期《农林讲义》里有这样一段记述：“今美国几多学者，应用学理交配新种，不但果质愈佳，且昔之宜于寒地者，今则暖地均可种植。其种自1918年输入以来，道生加意研究，试验成绩，远超水蜜桃之上，其味香而且甜，它桃所不能望其项背，爰定名为‘玉露’桃。”考虑到《农林讲义》是奉化主要产桃区的地方刊物，且其文作者本身长期从事桃树种植管理，因而此言当非空穴来风。
这款种桃好在哪？查阅1917年版《农商部中央农事试验场第三期成绩报告》，当年中央农事试验场引进、试种的美国水蜜桃很可能是翌年奉化水蜜桃改良之模板。此次引种的桃树果实“味极甘鲜，其形如球，皮甚薄嫩。果肉色白，柔软多汁且易离核，大者每颗重三两八钱”，许多为人珍爱的水蜜桃亮点得到了充分体现。
当然，漂洋过海而来的异域桃树也要经过与本土优势植株的杂交融合，方能适应水土，形成具有竞争力的新品种。1935年，农学家吴景澄总结在奉化、浦东两地开办生生农场的经验，撰著了一部《实验园林经营全书》。吴氏将“奉化水蜜桃”“奉化玉露桃”“改良玉露桃”等三类品种视为“著名之桃种”，又注明“改良玉露桃”系“中外品种，改良所得”。这说明奉化本土原有优质水蜜桃种(得自上海桃遗传)，外国品种介入后各取所长，生发出了更加优质的桃种。
与我国一衣带水的日本也曾与奉化水蜜桃的振兴发生过些许勾连。1931年，上海大华农场技务部刊物《大华农报》记录称：“奉化水蜜桃苗，最初系向日本采取，接穗而传入白杜，由白杜转传三十六湾。”正是集合全球优秀种质资源的“杂”，成就了1920年代奉化水蜜桃的“精”。这段奉化水蜜桃的“世界史”，也是近代宁波海洋城市品格的鲜活脚注。
1933年《新闻报》上的奉化桃苗运销上海广告
(三)
科学育种是1920年代奉化水蜜桃崛起的主因，但不是唯一作用力。商业组织也为奉化水蜜桃从地方名桃蜕变成中国名桃，乃至盖过肥城、龙华等传统名桃贡献了一臂之力。
1910年代末至1920年代初，奉化水蜜桃甬城开花申城香，闯进了繁华大上海。成立于1918年的茂昌公司是奉化水蜜桃外销上海的翘楚。1925年7月，《时事新报》广告称该公司“自筑桃园，专植玉桃、桂花桃等”，并在上海四马路的振华旅馆建立了代销点，出售奉化直运的“玉露”水蜜桃。大都市直销线路的建成刺激着市场急剧扩容，茂昌公司所属奉化桃场亦日渐庞大。1932年《国立浙江大学季刊》所刊《浙江省奉化余姚水蜜桃调查》显示，茂昌公司在奉化种有5200株桃树，是那时全县种植规模最大的产桃企业。
上海市场的持续热销也促使奉化水蜜桃生产者选定了产量相对较丰、外观及口感更为上海消费者所喜爱的“玉露”桃。1935年叶奇峰、周绍模发表于《浙江省建设月刊》的报告就提到，奉化各处果农“所栽之桃以‘玉露’最多”。而利润空间的存在也激励着奉化许多农民兼营桃业。1934年6月，《上海宁波日报》的新闻介绍，由于前几年先行者售桃利润可观，杨村“六百余住户，无不开垦荒山僻地，栽植桃树”。嗅到商机的沪上商人甚至主动投资在甬设场，开种桃树。籍贯诸暨的上海实业家骆清华便与友人合资在宁波创设了专事优品农作物改良、生产的华东农场。1933年8月，《新闻报》消息称华东农场出品的“玉露”水蜜桃首次运抵沪上，还成功打入永安、先施、新新等近代上海高端百货商店内。1934年，王承平在《宁奉水蜜桃最近经营的状况》里披露了一个有趣的商业现象：“在上海可售二十元之水蜜桃，在宁波只卖十元或八元，在本圃(奉化)不到五六元”。可见即便刨除路上耗损，水果行商仍可赚得可观的利润。
(四)
至1930年代前期，奉化水蜜桃的销售局面尤为开阔。1935年7月，《东南日报》发文称奉化所产水蜜桃“行销外县者居半数之上”。奉化水蜜桃已突破乡土水果的旧身份，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性“名果”。当时奉化所产水蜜桃，一般会走奉化江水路至宁波，然后再转搭海船北往上海。因此，当时在奉化也出现了水蜜桃外销的配套包装产业。1931年农经学家杨德恩发表于《自然界》的文章介绍奉化水蜜桃隔笼“用竹篾编制的，初看和蒸笼很像，不过比较浅小一些，用以放置蜜桃，运销外埠。因为蜜桃质地不固，非用这种有隔笼子。通常一隔可放六七十个，每担十隔，就有六七百个可以放了。”1932年，农业经济学家冯紫岗在《浙江省奉化余姚水蜜桃调查》里还谈到，当时奉化外运的成熟水蜜桃会“每个裹以拷背纸或蜡纸”。这些包装背后，是一条产业链在水蜜桃季的昼夜不息。
奉化桃业的兴旺带动了鄞县、余姚桃企的蓬勃发展。1931年，曾在奉化长住两年的杨德恩介绍：“邻近(奉化)的横溪，也开办了好几家，信义园便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家。到现在，不仅奉化一县境内已经布满了这种桃园，就是邻近的鄞县和余姚，也开办得很多了。统计起来，大小不下一百余家。”后来，鄞县及余姚的水蜜桃产量“反客为主”，到了1935年，王承平刊发于《浙江省建设月刊》的报告指出：奉化产桃区“星罗棋布，极少大块面积栽植，产量无栎斜、横溪之多”。
那时鄞县桃业以栎斜(今鄞州区横溪镇东北)为最盛。1930年7月，《时事新报》广告介绍栎斜的竞志农场种植了许多“玉露”水蜜桃，而截至1930年，栎斜水蜜桃已“运销沪上十有余年”。19世纪二三十年代，栎斜运沪水蜜桃的发行所(总代理)设在三马路附近的孟渊旅社内，同时在南京路、爱多亚路的益泰钢精厂安排有“代售处”。此外，栎斜水蜜桃也对接到了上海长丰、华丰、丰大、慎丰水果行，与之达成了固定合作关系。
1937年上海《时代》杂志发布的武岭农校试验场水蜜桃罐头产品照
(五)
余姚水蜜桃的势头不输鄞县。1927年7月，余姚籍作家“秋忆”在《新闻报·本埠附刊》上谈道：“近年来余姚水蜜桃之输沪者良多，吾人试一经南京路等处水果行，每当炎夏时际，莫不高标有‘新到余姚萃园水蜜桃’之纸牌”。更为令人惊叹的是，1938年《东方日报》上的水蜜桃产地简介，竟将余姚排在了奉化之前：“近年更有浙省余姚、奉化两邑新产者，色香味更臻上乘。”
对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的食客而言，正宗奉化水蜜桃全然可遇而不可求。1936年8月，一位上海作家就在《大公报》上发“牢骚”：“道地的奉化产水蜜桃，可惜现在不易尝到。”1937年，作家曾迭在其作品《谈水蜜桃》里感叹“在现在的上海，每逢桃实上市之际，奉化水蜜桃差不多是占据了整个市场了。虽然说所有的未必是真正的奉化的出品，也正如上海龙华的蟠桃一样，都是浦东的产物而故意搬到龙华去，以眩奇以期高价。”除却宁波本地的鄞县、余姚，其他地区的水蜜桃生产者亦纷纷打起“奉化水蜜桃”的招幌，希冀从奉化桃业的名气里分得一杯羹。
虽然投机“冒名”奉化水蜜桃者层出不穷，但也有不少地区务实地引入奉化桃种，希望以此优化本地产桃品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桃苗外销是奉化农人的一门大生意。当时奉化的萧镇水蜜桃苗专门培育场、茂昌公司植园、茂森桃园等企业园圃，都曾向上海客户出售优质桃苗。《上海县教育三年概况》记载，1930至1932年间，颛桥农民教育馆批量引种了200株“奉化水蜜桃”。一些上海资深桃企还将拿到的奉化水蜜桃苗进行二次优化。1933年，上海真如中华物产园的《营业目录》就提到，该园改良后“奉化水蜜桃”的色泽、口感更进一步，成熟期也提早到六月中旬。
(六)
苏南各产区亦引入过奉化水蜜桃苗。1985年刊行的《无锡文史资料》指出：“1927年以前，陆区乡就已有栽培的了，其中‘红花桃’来自浙江奉化。”1983年编修的常州《武进文史资料》也报道了相似情况：“最早经济种植水蜜桃的是潘家桥牌楼下村的段孟陶，他在二十年代初，从浙江奉化、上海龙华寺引进小红花、大红花、白花玉露、笔管红、肥城桃等品种。”说奉化是近代长三角优质水蜜桃的“祖居”所在，似乎也不显夸张。
据史料记录，奉化水蜜桃的触角还探到了彩云之南。1939年5月，《力报》所刊《玉露桃移植滇南经过》一文称，唐继尧幕僚、余姚人沈某曾给唐继尧献去家乡水蜜桃。唐尝后大悦，故而“斥资嘱沈自梓乡采办桃秧百余株运滇，道路修阻，耗费在万金以上”。辗转运到后，唐继尧划定后园区域种植桃苗。1927年时“已年年结实”。后来执掌云南政局的龙云也对衙署内这几株桃树所结的“玉露”桃赞不绝口，因而“分秧外界，以期普遍，流传既广，民间亦竞起种植”。其影响是“近年滇省之‘玉露’桃，如风起云涌”。此外，临沧市政协所编的人物传记也提到，1928年，云南省原代主席胡瑛曾“引进奉化水蜜桃数千株及其他果树种植于茨坝(今昆明)”。百年前的香港，也曾有人引种过奉化水蜜桃，可惜由于气候原因没有成功。1937年，香港桃农陈大询向《园艺》杂志献疑：“浙省奉化水蜜桃，植于亚热带之香港，开花而不结实者，有无补救之方法？”
(七)
1930年代中后期开始，奉化水蜜桃经历了一轮挫折频发的低迷期。
1950年，《宁波人报》客观评价道：“奉化桃子产量，在1930年左右最为丰旺……以后就一落千丈。”那段时期奉化水蜜桃的衰落，一方面是受极端天气、病虫害及外销市场饱和等不利因素干扰，另一方面也与当地桃业经营者的萎靡状态脱不了干系。著名记者曹聚仁在《大江南线》里记下了自己对奉化水蜜桃兴衰的思考：“沙隄本为产桃区，连年花开不结果，乡民诿为自然盛衰周期所致。场中研究知系金化虫侵蚀之故，乡民并不相信，乃试行隔离救治。一地之中，丰收与萎败，判然不同，始相信虫害之烈。因此武岭出产果品，各水果店乐意出售，价格亦较高。”可惜的是，应用科学方法治虫保产的武岭农场只是个案，挽救不了全奉化桃业的普遍颓势。接踵而至的全面抗战，又使奉化桃业在日寇铁蹄下惨遭蹂躏。据1956年《宁波大众》文章回忆，战时“许多农民砍掉桃树种粮食”，到1949年全县桃园只剩1933年鼎盛期的一半不到。抗战胜利之际，奉化多数桃企早已元气大伤，难以恢复原状了。
桃业虽衰，芳名尤在。1954年，徐青山在《祖国的水果》里记到，奉化水蜜桃“在今日市场里，无论质与量方面都不及无锡水蜜桃。但是奉化水蜜桃在上海声誉犹在，市场上所供应的水蜜桃虽十之七八都系无锡所产，但一般水果店与摊贩皆以‘奉化水蜜桃’相标榜，以投购者的所好。”新中国成立后，奉化水蜜桃相继获得多项重要荣誉，当地政府也下定决心改良技术，把水蜜桃种好，把桃产业做大。上世纪50年代，奉化县政府鼓励引导桃农恢复桃树种植，终于在1956年达到4600亩种植规模，超越了近代峰值。
当然，除却百年来接续厚培的种质优势，文化赋能也是奉化水蜜桃复兴的一股活力。历史上，奉化产生了不少与桃有关的美丽传说。摊开罗杨先生主编《中国民间故事丛书·浙江宁波(奉化卷)》，以及滕占能先生操刀的《宁波风俗传说》，一段西汉年间的奉化“孝子寻桃”传说格外感人。虽然奉化水蜜桃从19世纪末才启航，但它扎根的四明沃壤，为它植入了千年文化基因。轻啜一口堪比琼浆的桃汁，宁波地域风华的甜与美，仿佛在味蕾上如桃花般绽放开来。
邹赜韬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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