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上的部分场景。

9月24日、25日，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简称“上话”)带来的6小时话剧《红楼梦》在宁波文化广场大剧院演出。这台演出和一般戏目不同，下午演上本，晚上演下本，观众需在剧场坐满6个小时才能看尽大观园里的千般悲喜。走出剧场已是晚上10点30分。

宿命悲剧辗过一个个青春生命

上话版《红楼梦》以结尾作开头。一身红衣的宝玉站在下场门方向，在一段时间的沉默后缓缓开口：“我站在雪地里，我的身上披着一件大红猩猩毡的斗篷，雪花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落在我的身上，我一动不动，就像一尊泥佛。”预告了他悲剧的生命结局。

这种悲剧感和苍凉的生命意境贯穿在完整的6个小时当中。每一个出场人物好像都拥有“上帝视角”，在半空中俯视众生，不时用“跳进跳出”的语言，向着自己可以遇见的结局启动命运的巨轮。

从现场来看，这一版《红楼梦》对熟悉原著的观众比较“友好”。许多人物与情节只略作点画，稍纵即逝。而戏的基调始终保持一种流动性，像一条不可逆止的河流，把众多人和事件卷入其中，千人千面，悲喜一瞬。

全剧以较大篇幅展开的情节上本中有黛玉进府、宝黛拌嘴、刘姥姥进大观园、晴雯撕扇、金钏投井、宝玉挨打、结诗社等；下本则有尤三姐殉情、尤二姐吞金、第一次抄检大观园、黛死钗嫁、交代各人结局等。《红楼梦》的许多经典台词和耳熟能详的诗句原封不动出现在戏里，让观众有一种熟悉感，但其表现形式始终如一——凡是韶华胜极的场面都以乐景写哀情，越是乐之极，越是悲之至。

舞美服装构成视觉上的统一性

话剧《红楼梦》之所以会给观众这种“冷感”，跟舞美、服装、音乐各方面共同作用分不开。

该剧舞美设计刘杏林用他擅长的红白元素，设计了一个线条化的极简舞台。开场，三面巨大的“白墙”跟随剧情打开，建立起一个大观园，或说《红楼梦》的世界；而在结尾时，三面白墙倾倒而下，“忽喇喇似大厦倾”，留下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一应用在这版《红楼梦》中很有记忆点，是一个足以构成标志性的场景。

另一元素是“落红”。刘杏林认为，“红”的元素在《红楼梦》中非常重要，无论是契合书名还是女儿主题，抑或呼应宝黛共读《西厢记》里“落红成阵”的描述，在舞台上表现好“落红”，计算好红色花瓣雨落下的时机，对烘托情节帮助很大。

“落红”在戏里既是“落雪”也是“落花”，时而一簇，时而纷纷扬扬的一片。令人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上本结尾处，诗社一场融合黛玉的《葬花吟》，红楼儿女在舞台上此起彼伏地念诵这一暗示人物命运的名篇，伴随满台落红，将情绪推向高潮。

与舞美色调保持一致的是服装色系。该剧服装设计阳东霖同时也是《永不消逝的电波》《只此青绿》等作品的设计师，他为话剧《红楼梦》定位了“无垢”的设计理念，同样以白色搭配一点红为主色调，通过不同的绣花样式，在统一中寻求变化。

探索文学经典改编的法门

成为表演补充的还有音乐部分。作曲祁峰为该剧度身定制的音乐包含多种主题，时而是情绪的补充，时而是场面的统揽。尤其是在几个集体大场景，如元妃省亲、刘姥姥进大观园、结诗社，表现大观园富丽繁华的主题音乐一起，便将观众带入情境中。舞美上简化掉的移步换景寄身于音乐，打开了观众的视听想象，起到较好的补充效果。

6个小时、分上下本的演出在舞台剧中已属鸿篇，但相较于原著《红楼梦》120回的巨大体量，6个小时说长也不长。

由文学经典改编的舞台剧，类似这样的大体量的制作并不罕见。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不久前去世的戏剧大师彼得·布鲁克就曾将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改成9个小时的舞台巨制。国内也曾引进根据智利作家罗贝托·波拉尼奥创作的长篇小说《2666》改编的12小时超长话剧，还有8个小时的《静静的顿河》、7个半小时的《尼伯龙根的指环》、7个小时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不断挑战着观众的极限。相比它们，6个小时《红楼梦》还算不上超长。

不过观众走进剧场期望看到的，不仅是对原著一模一样的复原，更有编导“二度创作”赋予作品的灵气。话剧《红楼梦》编剧、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艺术总监喻荣军说，《红楼梦》的叙述体，一定程度上借鉴了中国传统戏曲讲故事的方法，“它让故事更加简洁、立体、从容和交集，从而极大地扩充了容量，也可以更多地保留原著的精华，剧场里会时时提醒观众如何介入和如何撤离，这是中国传统戏曲带给我们的启示”。

与此相呼应的，导演曹艳在导演这部剧的时候，也有意让演员们学习戏曲身段，将台步、圆场融入在表演中，疾步快走带来的梦境感和流动感正与《红楼梦》行走在消逝中的主题相合，成为“人物心理意识流动的外化”。

这种融合是有意的，最终构成上话版《红楼梦》样式感和仪式性的一部分，而这也是传统名著“国风”改编的一种有益探索。

宁波晚报记者顾嘉懿 文/摄

编辑： 陈奉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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