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文求肖像。记者崔引翻拍
一口气攀上望海岩,眺望旭日东升,聆听松涛林风,少年沙文求深吸一口气,胸中顿有“心纳百川天地阔,豪情壮志震云霄”的浩瀚。
这个爱读经史、兵书,学练少林拳术,对侠义满怀憧憬的少年有一个梦想——当英雄!
要当一个怎样的英雄呢?他在书里找答案,他在贫苦农民信任的眼神中找答案,他在写给兄弟、战友的书信中找答案,他在枪林弹雨中找答案……
1927年广州起义后,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用年仅24岁的生命作答“当一个怎样的英雄”这道人生大题。
今年是沙文求烈士诞辰120周年,记者和宁波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沿着先烈足迹前行”项目组奔赴宁波、上海、广州等地的56处红色地标,寻访沙文求的“解题思路”,这也是他留给年轻一辈珍贵的“参考答案”。
沙文求(中)和沙孟海、陈修良。记者崔引翻拍
少年英雄梦
1904年12月,沙文求出生在今宁波市鄞州区塘溪镇沙村,家中兄弟五个,他排行老二。
沙文求9岁那年,父亲沙孝能去世,靠母亲陈龄一人养家糊口。如何把五兄弟拉扯大?陈龄想了个办法,集全家之力供长子沙孟海读师范,盼他毕业后能谋一份生计,替家里分忧解难,至于剩下的四个儿子,就暂时辍学在家务农。
学业的中断,对天资聪颖的沙文求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好在他并未因此消沉,倒是在家乡广阔的山野间找到另一条出路——
和大多数男孩一样,他膜拜历史故事里的英雄人物,希望自己也一样“勇”。不上课的日子,他经常带着一群小伙伴在屋后的山上“打打杀杀”,是村里出了名的孩子王。不同的是,他格外争强好胜,每每投入“战斗”,“必取胜而后止”。
平日穿行于村落阡陌,他也总是一副昂首挺胸、步步生风的模样,不见半分莽撞。或许这是他从《左传》《史记》中悟出的道理:英雄,不示人以怯。他还以此教育弟弟们“走路时不要低头,失败时不要啼哭”。每每看到弟弟们含胸驼背,他都会用膝盖顶住他们的背,用手将他们的肩膀掰开。弟弟们痛得直哭,他也没少因此被母亲追着屁股打。
在他心中,英雄不是为了个人的风光、声名,而是要替弱者“出头”的。有一次,村里的十四叔在邹溪村受伤,当时不过十二三岁的他在村里一通招呼,竟也召集了十几个人赶去保护。
他理想中的英雄,绝不是逞一时之勇,而是要以大义为先。他甚至为此准备了一个小本子,将自己认为有道理、有作为的人都记下来,谋划着将来能组成一个什么团体。他的三弟沙文汉在1959年的回忆中说:“(他)是时时幻想着将来要在社会上做些什么事情”。
少年的英雄梦,稚嫩又天真,就像一颗小小的种子埋下了土,静待阳光与雨露……
萌生报国志
时代“推”了沙文求一把——
1919年的中国风云激荡,新旧思想激烈碰撞,民族意识觉醒。尤其是五四运动的爆发,让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走出书斋,加入到为国家命运呐喊的队伍中。这一年,沙孟海从师范学校毕业,从母亲手中接过供四个弟弟读书的重担。
1920年春天,沙文求重返校园,在鄞县梅墟求精小学补习半年,并于同年秋考入宁波效实中学。在这里,他第一次体会到:成为英雄的路,从不会是坦途。
当时的效实中学是一所深受旧礼影响的学校,对学生思想有种种束缚。有一次,因为反对一名不学无术的理化教员,沙文求带领学生发动罢课。校方以“开除学籍”威吓,“后来还是沙孟海托人求情才作罢。”沙文求的外孙沙克说。
沙文求并未因此退缩,而是把更多时间用在武装自己的思想和身体上。
他读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读鲁迅的《呐喊》,读进步书籍和报刊……他不断吸收新的革命理论,对自己所追求的英雄“大义”有了逐渐清晰的认知:位卑未敢忘忧国,爱国才是英雄大义的极致表达。
他还时常跑到家乡的福泉山露宿,带着几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天真烂漫。旭日东升,将他的影子拖得又长又大,仿佛顶天立地。他甚至还想过报考军事学校,学习军事上的知识和技能,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去报效祖国。
少年的英雄梦已经萌芽,但仍在等待那束穿透迷茫雾霭的光,引领他踏上属于自己的英雄之旅。正如沙文汉在1959年的回忆中提到:“(他)到中学的最后一二年,开始与新思潮接触,喜欢看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书”,不过,“由于书报的限制,他对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是模糊的。”
无畏的勇士
上海大学校史陈列室外展示区“溯园”的师生名录墙,记录了老上海大学1604名师生名单,其中就有沙文求。1925年春,他考入该校社会学系,师从瞿秋白、恽代英等一众革命先驱和理论大家。
在复旦大学档案馆,翻开泛黄的民国十四年(1925年)《复旦大学同学录》,在“大学理科一年级”学生名单中,沙文求的名字赫然在目。1925年夏,上海大学被封闭,他转而投考复旦大学物理系。大约半年后,他因经济原因辍学,于1925年冬天回到宁波。
在上海不到短短一年里,20岁出头的沙文求如同一棵幼苗疯狂吸收养分,向下扎根,向上伸展,愈发坚韧而挺拔。
尤其是在上海大学,这所由中国共产党创办并实际领导的大学里,沙文求见到原先只在报纸上见过名字的“大人物”,听他们传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翻阅《向导》等新思潮杂志,不断拓宽自己的视野……
沙文求在上海的这一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高潮迭起。1925年5月,上海日本纱厂日籍职员枪杀中国工人,引起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和商人罢市,反帝爱国的五卅运动爆发,迅速蔓延至全国。
示威游行的人群中就有沙文求。革命理论点亮了心灵的灯塔,革命实践才是通往成功的道路。看着示威人群中不断有人倒下,他没有丝毫畏惧和退缩,甚至在上海大学被封闭,护校学生被驱逐的恶劣环境下,他仍坚持在租界散发反对帝国主义的传单。
他并非一腔孤勇,正如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的:“这次群众的爱国热情实在太使人感动了,我的热泪不禁夺眶而出。”
“自此,沙文求从一个懵懵懂懂的进步青年成长为一个有坚定信仰的战士,对自己想要成为怎样的人,有了明确的方向。”上海大学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马亮说。
变身革命者
从沙氏故居出发,依山而上,穿过一片竹林,就到了“钨崖下”。“听妈妈讲,当年沙文求就是在这个地方发展农会成员入党的。”73岁的村民沙成国回忆。
1925年冬天,沙文求回到家乡宁波。这次返乡,是他短暂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
当时,沙文求的四弟沙文威已在共青团宁波地委担任组织工作。“你要改造社会,非要参加中国共产党不可!”在沙文威的引荐下,经中共宁波地委批准,沙文求于1925年冬入党。
自此,他完成了一个进步青年向一个革命者的转变。
“文求是民国15年回家乡搞农会的……他们有时在后山上开会,有时在我的房间开会……开会时,我为他们望风放哨。”沙文求的夫人王弥在回忆中说。
当时,地主、豪绅等反动势力猖獗,农民苦不堪言,却又不知该如何反抗。如何带着尚未完全觉醒的农民闯出一条“活路”,考验的是沙文求的革命智慧。
有一次,村里的一个贫农在伐树时错伐山界旁的树木,村霸沙听涛趁机敲诈勒索。见实在榨不出油水,他便和山地主人勾结,准备把贫农送去吃官司。
得知此事后,沙文求率众与沙听涛斗争,吓得他躲在家里好几个月不敢出门。这让当时仍在筹备中的沙村农会“一战成名”,沙文求趁机吸收会员,于1926年4月成立农会。该农会也是宁波地区成立的第一个农会。
沙文求从中看到希望,带着农民先后开展反对米商不设零售规定的群众运动,反对强征额外酒税的斗争;他还开办业余夜校,帮助农民提高政治、文化水平,农会队伍日趋庞大。
1926年5月,在“钨崖下”,沙文求带着五名农会骨干成员宣誓入党,鄞县沙村党支部就此成立,成为宁波地区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之一。
“在土豪劣绅的封锁与污蔑下,至文求离沙村去上海之前,1926年7月会员总数还有八九十人,但农会威声已扩散于附近几十里的农村内,为其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沙文汉在回忆录中说。
此时的沙文求不过20岁出头。在一次次斗争中,他坚信自己的英雄梦,不再是少年的梦想。他跟妻子王弥说“眼前就是一道铁门,我又要将它砸破!”
烈属沙克在翻看老照片。记者崔引摄
视死忽如归
一张书桌,一盏台灯,一叠信纸……广州起义烈士陵园“红棉怒放壮气高——广州起义英烈专题展”一角,还原了当年沙文求在昏黄的灯光奋笔疾书,写下一封封家信的场景。
在写给家人的十余封信中,沙文求袒露心迹,表示已经做好“与其槁死于三尺之下,毋宁殉身于进取冒险之中”的打算,下定决心要为革命去牺牲。
1926年夏天,沙文求响应党的号召,与陈修良等人前往广州,进入中山大学学习,并在学生中开展革命活动。他的见识,让他很快得到中山大学党支部领导人陈铁军、毕磊等的信任。1927年上半年,他被选为该校共青团支部书记。
此时的沙文求或许还没意识到,革命的凶险超乎想象,更大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实行国共分裂;4月15日,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2000余人。
这远比农会运动来得血淋淋,但沙文求没有退缩。在写给陈修良的信中,他怒喊:“若遇颠蹶,或沉没时,我们是死而无悔的。恐怖是可耻的,忧愁更是可耻的,焦燥是可耻的,谄媚恐怖是可耻的,踌躇回避是可耻的,哀伤是可耻的,这样才是真正的我们了。”
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最终以失败告终,面对急转直下的革命形势,不少人纷纷脱离革命阵营,可沙文求却清楚地意识到“这个目的终要有不屈的性格,不可挠之心,才能实现。当然天寒冰雪之地,正是我们用武之地,并肩前进,走向唯一的目的地吧!”
他积极投身工人罢工和示威游行,先后参加省港罢工两周年纪念大会、广州工人总罢工、沙基惨案二周年纪念等活动;他还带领团员、工人、学生400余人,四处张贴、散发布告、传单、标语。
为了勉励自己,他在一幅自画像背面题诗明志:“昆仑为志,东海为心;万里长江,为尔之情。飞步东行,愿尔莫驻;瞿塘三峡,愿尔莫躇。”
作为他的战友,陈修良最能感同身受:“他是在向自己发誓,革命意志要高如昆仑山,抱负要深如东海之水”,而这背后“是因为他笃信共产主义。他深信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正义一定要战胜邪恶。”
“沿着先烈足迹前行”项目组成员在广州烈士起义陵园祭奠沙文求烈士。记者崔引摄
捐躯赴国难
观音山长堤位于如今广州越秀公园内。拾阶而上,随处可见舞剑的老人、闲聊的游客,一派宁静祥和。唯有城墙上的青苔,凉亭上“还我河山”的横匾,还有石碑上那句“敌军对观音山阵地进行了十数次轮番进攻,均被起义军击退”,可见当年战争之惨烈。
1927年12月11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州的工人、农民、学生和革命士兵发动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起义。这次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击。这次起义开创了城乡配合、工农兵联合举行武装起义的先例,第一次公开打出“工农红军”的旗号,第一次在城市建立苏维埃政府。
广州起义爆发时,沙文求是共青团广州市委委员兼少年先锋队总队长。他带着30支宣传队到处宣传鼓动,同时还发动组织团员、青年支援运输工作、看护伤号。
12月13日,国民党反动军队在英美帝国主义军舰掩护下,攻入珠江以北市区。当时,沙文求已改任赤卫队中队长,率领赤卫队员在观音山长堤一带抗击敌人,但最终寡不敌众,队伍被冲散。
广州起义失败后,沙文求和几个战友一起撤退到香港。此举原本是对他的一种保护,因为像他这样被国民党反动派通缉的人,应当撤退到安全地区。
然而,在那个热血沸腾的年代,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以退为进”的战略意义。在香港逗留几天后,沙文求就潜回广州,出任共青团广州市委委员兼秘书长,协助恢复和建立党、团基层组织的工作。
1928年8月,沙文求不幸落入敌人魔掌,受尽苦刑,最终牺牲于红花岗上,年仅24岁。
团中央机关刊物《列宁青年》1928年10月第一期第一卷在《追悼死难的青年战士》一文中,对沙文求等烈士的牺牲表示沉痛的哀悼。
“沙文求烈士的一生是非常值得后人学习的,特别是青年的一代。他是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优秀共产党员,杰出的革命家。他为共产主义奋斗而死,他将永远被人们所纪念。”陈修良在《怀念英勇的沙文求烈士》一文中说。
英雄一家人
从幻想成为英雄的懵懂少年成长为国捐躯的革命英雄,沙文求能够经受住层层淬炼,不仅源于自身坚定的信念,更得益于家人全方位的支持与陪伴。
这其中,母亲陈龄言传身教功不可没。
她生养了五个孩子,除沙孟海外,其余四子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整个家庭也因此承受巨大的压力,与不少亲戚甚至断了往来,可她却不以为意:“我儿子是为穷人谋利益,绝不会做坏事。”
大革命失败后,沙村的农运活动也遭到破坏。地主阶级及反动豪绅施绪初在邹溪村将沙文求的弟弟沙文度抓获,装入麻袋,更扬言要将其投入深渊。消息传来,乡邻纷纷建议找人说情讨饶,陈龄却十分硬气:“施绪初有两个儿子,我有五个儿子,杀掉我一个,还有四个,和他拼命,看他敢不敢?”
由于本乡不能安居,陈龄带着沙文求的妻子王弥和子侄辈来到上海。尽管自身生活非常拮据,但每次有革命干部和农会会员流亡到上海,她都会留他们吃饭,视同自己的子弟。
妻子王弥则是他在外冲锋陷阵的精神支柱。
沙克听王弥讲过这样一段故事:自从嫁到沙家后,她不仅要照顾自己的孩子,还要帮着照顾四弟、五弟。沙文求牺牲后,沙孟海提出让她改嫁,却被她一口拒绝;甚至在沙文汉遭遇不公正待遇时,她还让沙文求的外孙辈改姓沙。
兄弟之间更是互相勉励支持。
沙孟海十分担心沙文求的安危,尤其是大革命失败后,几次三番劝其回上海躲避一段时间。嘴巴上的“快回来”,落在实际行动中却是经济上竭尽所能的支持。他十分欣赏沙文求在进入上海大学后在思想上的成熟与进步,主动写信请教其对国民党的看法。
尽管自己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沙文求始终没有忘记对弟弟们的勉励。在1928年写给沙文汉的信中,他说:要有“雄大的胆量”,即革命的英雄气魄;光有胆量还不能干革命工作,“应更求技术之精良,贯彻和增进原有的胆量”,即要研究起义失败后的对敌斗争策略;“更要求知识之充实”,还应把马列主义理论学到手。
看起来是对自己革命工作的梳理,其实是对弟弟的教诲。
沙孟海在《鄞县大嵩区原大咸乡滨海区农民协会的回忆》一文中曾提到,沙文求得以响应党的号召赴广州去中山大学搞共青团工作,离不开沙文汉的支持,“我介绍他(沙文汉)商界工作,他不愿,就主动向宁波地委要求派他接办沙村党支部和农会工作”。
沙文汉的妻子陈修良也曾说:“沙文汉不愧为沙文求一手培植出来的一个勇士。他最佩服的人也正是他的二哥沙文求。沙文汉一生坎坷,始终是不屈不挠地斗争到逝世为止,这对沙文求的以身作则的教育是有深刻影响的。”
沙氏一家,是革命年代无数个家庭的缩影,它不仅成就了沙文求的英雄梦,更激励着后人在追求正义与真理的道路上奋勇前行。
记者石承承通讯员韩欣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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