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女人的三寸金莲，出自《杜德维的相册》。
开埠后，来宁波旅行和生活的外国人，不仅有“他”，也有“她”。
这些女性来宁波，往往会投入到教育或医疗事业中。也有几位是纯粹的旅行者，只为了看雪窦山声名远播的杜鹃花而来。
从文字与图片看，女性视角下的宁波更加细腻温柔。她们关心草木、自然，关心街上哪些小玩意儿可以“剁手”，也关心宁波女人如何出街、如何婚嫁、如何扮演在家庭婚姻中的角色。
在“三八”国际妇女节来临之际，让我们通过曾在宁波生活的四位外国女性——倪维思夫人、库明女士、立德夫人、戴利夫人，看一看“她”视角下的宁波。
《在华岁月》中译本封面。
海伦·倪维思眼中的宁波女性
海伦·倪维思夫人与丈夫约翰·倪维思在华近40年。夫妇二人最被记得的“功绩”，是在山东烟台传授苹果栽培技术，直接促使烟台成为水果之都。
1854年至1859年间，倪维思夫妇在宁波生活。倪维思夫人多才多艺，除了烹调、女红、照顾丈夫起居之外，自己也博览群书，勤于著述，1869年出版了《在华岁月》(Our life in China)，1895年写成《倪维思传》(Life of John Livingston Nevius)。
《在华岁月》中，有几段经常被引述，比如海伦·倪维思自述如何在宁波教孩子们上音乐课，以及观察一场宁波婚礼的内容。此外，她还花了一定篇幅去观察宁波女性的生活——
“(中国)男女都穿宽松而飘逸的长裤，双排扣长衫，在靠近脖子和身体一侧扣住。女人通常穿得鲜艳一些，上衣绣花。在宁波，女人穿一种精致的衬裙，几乎长及她们的小脚，但又努力不让它盖住。”
“总体来说，宁波女人的服装，比北方的或者更南方的，要秀气合身得多。宁波女人的发型，虽过于精细繁复，但比起其他地方女人僵硬的头饰却更有品位，与服装相得益彰。中国女人梳头的时间远远超过一般外国女人。女仆告诉我，她们通常花整整一个小时梳头，而闲暇之人梳头花两个小时亦不罕见。也许，这是一种她们愉快消磨时光的一种方式。”
在海伦·倪维斯的观察中，宁波的穷苦妇女得帮助做家务，烧饭、洗衣、缝补、照看孩子，一般都很忙，也十分勤劳，在单调的劳作中，她们会“苦中作乐”；那些家境优渥的妇女受习惯与视野的局限，其实也无法真正地享受生活，“扑克和麻将有时是她们的最爱”“虽然不是所有的女人，但许多女人都学绣花”。
海伦·倪维思还细致地观察到，“中国女人生性喜欢八卦，她们会一连几个小时谈论家务、婚姻、自己女婿和朋友女婿的各自特点和行为，婆婆的仁慈或者专制，某个熟人妻子的三寸金莲，某个亲戚的孝顺，某个神灵的无边法力，在某个寺庙烧香拜佛的好处，类似风水或运气主题，也丰富了聊天的话题，‘女人的舌头’在中国百无禁忌……”
她对当时这种现状感到无奈，认为“中国女人能够做一些更有用而崇高的事，她们并不缺乏这种能力”，但因为缺乏教育，她们的生活受到局限。
库明女士手绘的宁波牌坊，出自《漫游中国》。
逛街时邂逅宁波“非遗”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旅行家库明，是本栏目的“熟人”，她对雪窦山杜鹃花的描写直接“诱惑”了之后的立德夫人来华。
库明女士抵达宁波是在1879年5月，停留了近一个月。她在1886年出版的《漫游中国》(Wanderings in China)中这样形容宁波的街巷：“每家每户都挂着漂亮的中国灯笼，开放式店铺里挂着各种精美的招牌，一般高十五到十八英尺，雕刻精美，色彩绚丽，放在入口旁边的雕花架上，很少有店铺的门面超过十英尺。”
众多的街头小贩里，库明女士注意到，有人售卖用松软丝绸制作的人造花，有人在卖油纸伞，还有人在卖足以能让经验老到之人看走眼的仿玉饰品，鞋商把要售卖的鞋子挂在竹竿的末端，还有一些人拿着鲜花、蛋糕、糖果梅子、鱼……
行走在宁波街道，她看到了古雅的雕刻、奇石怪兽、设计奇特的桥梁，以及那些忙着裁剪衣物、箍桶、雕刻象牙、制表、制扇、卖锡镴器的人，“跟我们在英国的古玩店里看到的可真是不能同日而语，最简单的购物之旅(在其他地方都让我感到厌倦)在这里变成了一种乐趣”。
她甚至还在不知不觉中邂逅了多项宁波“非遗”——
“店中的陈列室同时也是一座工坊，技艺精湛的工匠在里面熟练地制作商品……一组绣工在一块华美的丝绸上迅捷地穿针走线，摹画出华丽的龙纹和神话中鸟的形象”，像极了龙凤金银彩绣；
“我们在一条专卖雕花木家具的街道上……探索商店最深处，并欣赏美丽的雕刻品，尤其是一些奇特的大床架，它们满足了更衣室的所有用途，床下有抽屉，两边摆放洗脸、梳妆打扮所需的所有设施，这些设施被安排得井井有条，外面有一个雕刻精美的屏风遮挡。使用时，这些屏风上还装饰着色彩丰富的丝绸和刺绣挂饰。”形容的显然是“千工床”。
和海伦·倪维斯一样，库明也注意到了宁波女性独特的发型。“据我所知，(这种发型)与中国其他地区的不同。一位妇女把自己的头发盘起来，买了两把用铁丝做成的长发，然后把长发系在脑后，长出足足十五英寸！她还买了一小卷整齐的头发，用来遮住发箍。戴假发并不是故意要欺骗，这只是一种装饰，并不是用长出的头发做成的”。
此外，库明在宁波周边游玩时也观察到许多贞节坊与进士坊，用画笔画下它们。库明将之形容为巨型的“凯旋门”，“其结构极为复杂，由精雕细琢的石像、动物、汉字和镂空装饰组成，许多牌坊都非常漂亮，花费巨大，而且是经过皇帝的特别许可才建成的”。同时，库明女士也对为女性设立贞节牌坊一事感到不解。
宁波商铺招牌，出自柏石曼1923年版《中国的建筑与景观》。
女人的发簪
立德夫人的故事我们也在“雪窦篇”提到过，作为“反缠足运动”的发起人，她对中国女性的关怀更在诸人之上。
在宁波大岚山一带游玩时，她发现“女人们的发髻上插着精致的簪子，有时候发簪向外伸出很远，我不禁好奇，一位迈着扭曲的小脚、颤颤悠悠走路的年轻姑娘，头上的发簪会不会把某个小伙子的眼睛戳伤”。
许多外国女性在宁波，都对游山玩水很感兴趣。宁波周边的塘河水道、堰坝，东钱湖、天童寺、阿育王寺、雪窦山、大岚山，遍布她们与家人、朋友的足迹。《杜德维的相册》中收录不少此类照片。
立德夫人的大岚山之旅在其中很有代表性。
“大岚山让人想起英格兰约克郡荒原上的春天，它是峡谷中的一片高地，环境与天气情况都让人觉得舒适愉快。每到清晨，薄薄的一层水雾将这里的一切笼罩起来。黄昏时分，夜幕慢慢降临，与它一同落下的还有无边的薄雾。起初是远处的山尖，接着，山下的村庄与原野，全都覆盖上了飘渺的云雾。雾气中开始还能看到点点夕阳的光，到后来，仿佛世间的一切都被笼罩住了。”
她向读者推荐，“你完全可以几个小时都站在大岚山上，观赏周围各座山峰的风采。那些山上满是苍翠挺拔的松树，还有些茶树，白色与紫色的杜鹃花刚刚鼓出花骨朵，非常可爱。山间有些平地，被农民们种上了水稻。只是，由于冬季还没有真正结束，毛竹那翠绿的叶子还没有长出来，否则就能领略它们最美的夏日风采了。”
从雪窦山到大岚山之间有一条山谷，是到达那里的必经之路。立德夫人赞美说：“这是一条非常迷人的山谷——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流淌在两峰之间，岸边长满密密实实的矮竹林，还有苍翠的树木。这里简直像是圣约翰斯哥特城堡，如此令人流连忘返。这山谷是我见过的最美的一个！”她还联想到，“脑海中竟然浮现出远在麦德罗的维尔佩拉索山谷：低垂着头的懒洋洋的孤挺花，长势茂盛的栗子树，此时也是生机勃勃吧？不过，这里的路与它比起来更长一些，景色的变化也更多一些。真想把上海搬到这里，沾染些清爽再搬回去。”
立德夫人对大岚山印象极好，还因为附近山民对她很热情。“走得又累又热时，会有好客的人请你去凉爽的农家堂屋歇一歇，喝上一杯香喷喷的热茶。我们没有带面包，身上只带了鸡蛋和盐。他们不仅为我们提供烟和酒，还端来一盆新打的热水，并放进一块布，让我们洗洗脸和脖子。估计，我们很难再感受到如此热情、有人情味的民风了。”
旧时出门常用的“坐篮”，摄于天童道上，出自《杜德维的相册》。
宁波女人的商业才华
来自爱尔兰的戴利夫人是一位医生，在宁波生活约5年。1890年，她与浙海关的医官戴利在宁波结婚。
本栏目前面的文章中也曾经提到，1915年，戴利夫人在伦敦出版的回忆录《一位在华的爱尔兰女人》(An Irishwoman in China)中的插图，大都出自宁波画师范滋甫之手。
该书对宁波生活记录之详尽不亚于库明女士的那本。出于女性视角，戴利夫人对宁波女人的描写非常多——
“街道上排满了马车，由两个或四个轿夫抬着的轿子很多，骑马的人也不少见。如果一顶轿子里有一个女士，窗户会被小心地关上。”
“我们看起来觉得长得漂亮的，通常吸引不了中国人。他们认为，高挑纤细的女人非常丑陋，并反对我们的走路方式，说这像个男人。我第一次出门时。穿着时髦的衣服，腰身修长、肩膀宽阔的服装，在他们看来非常不雅。我身上他们觉得唯一漂亮的衣服是宽松、简便型的，尤其是一件柔软的银灰色布料的防尘斗篷。中国女人只在婚礼时戴面纱；如果女子戴面纱，他们会认为她脸上有想掩盖的瑕疵。”
外国女性在天童道上休息，出自《杜德维的相册》。
戴利夫人还发现，中国女性通常很年轻就结婚了，大约十六岁，有时嫁给更小的男孩。“新娘被带去与丈夫的家人一起生活，完全受婆婆的控制，直到她成为儿子的母亲。”
至于有钱人家的女孩，一般对她们的未婚夫一无所知，一切都由媒人安排。“而自从中国妇女受教育程度提高以来，她们已经意识到自己有权在这类事情上被征求意见和自由选择。”戴利夫人说，“近年来，一些进步的年轻女性成立了一个俱乐部，其成员发誓宁可自杀，也不被迫出嫁。大约有100名年轻女性确实履行了这一誓言。”
和海伦·倪维思一样，戴利夫人也曾详细记录过宁波婚礼。在她看来，中国妇女的服装，除了鞋子，都很适合气候，朴素而美丽。在她眼中，宁波妇女性格坚强，聪明能干，缝纫绣花技术非常好，且往往有很好的商业能力。
“在商店中，妻子负责掌管钱箱，官员则把最珍贵的财产——官印交给他的太太保管。中国的老年人都同意，妇女在家庭、商业甚至政治生活中都拥有很大的影响力，我认识的一些年轻人经常向他们的老中国保姆咨询投资事宜，并听从她的建议赚了大笔钱。当环境改善时，中国妇女将成为这个国家的力量，必须非常认真地考虑这一点。”戴利夫人说。
甬派客户端宁波日报记者顾嘉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