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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唐宋八大家”，人们大多会想起“顶流”苏轼、“醉翁”欧阳修，或是改革家王安石。而相比之下，曾巩似乎总被戏称为“小透明”。然而，这种刻板印象，在宁波这座千年古城中并不成立。对宁波而言，曾巩是城市发展史上绕不开的关键人物。
今天（9月30日），恰逢曾巩诞辰1006周年。在这个特殊的历史节点，让我们从宁波的视角出发，重新认识这位被大众严重低估的“唐宋八大家”成员。
修筑罗城
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正月，61岁的曾巩在赶往京城赴任途中接到了新任命——改知明州。面对突如其来的调令，他的心中或许有失落，却未有丝毫懈怠。“已宵行而祗命，甫夕惕以当官”，曾巩连夜赶路，只为尽早到任。初见宁波，他由衷感叹：“维鄞江之列壤，实浙右之名邦。”
当曾巩走马上任时，桌上已经摆着一道难题：始建于唐代、有着180余年历史的明州罗城墙垣残破、亟待修缮。朝廷已下诏、图纸已设计、预算已核定，就等新任知州拍板。
前任知州留下的规划方案显示：城墙全长2500余丈，设有10座门楼，而可回收利用的旧砖仅占四成，余下六成需要新烧制。这意味着巨大的人力物力投入，更意味着百姓肩上沉重的负担。
与常见的“文人不擅数理”的刻板印象不同，曾巩在这次市政建设上展现出了不凡的才华。他没有简单照搬既有方案，而是亲赴现场勘察，深入研究图纸。经过细致考量，在保证防御功能不受影响的前提下，曾巩将城墙缩减了70余丈。考虑到明州作为对外港口的特殊地位，他还特意在高丽使臣出入的城门上方建造了两座门楼，让城墙不仅是防御设施，更成为大宋展示国家形象的对外窗口。
施工过程中，曾巩的创新举措同样令人叹服。他号召百姓收集旧砖，按数量给予报酬，大大节约了建造用材；采用“力出于役兵傭夫”的方式组织施工，避免了将徭役转嫁给普通百姓的弊端。最终，工程成本比原预算裁减了六成，百姓几乎没感到额外负担，城墙却已巍然屹立。
宋神宗曾这样评价曾巩：“巩以节用为理财之要，世之言理财者，未有及此。”整修宁波罗城即是最好的例证之一。
曾巩像。资料图片
处理“外交突发事件”
在商船往来、海贸繁盛的北宋时期，宁波这座海丝古港曾发生过一起小小的“外交突发事件”。
事情缘起于一场海难。高丽属国托罗国（今济州岛）的崔举等人因遇风暴落难，漂流至泉州海域，被当地渔民救起。这些高丽人向泉州官府表达了前往明州寻船返乡的愿望，于是泉州府简单发给他们通行证，派人押送至明州。
若以现代语境而言，这起事件牵涉人员安置、跨地通行、身份核查及外交尺度的把握。在宋廷“联丽制辽”战略背景下，处理不当易生事端。而曾巩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挑战时，一系列举措展现出了一位优秀的危机管理者的素质。
迅速响应，超前部署。当泉州官差押送海难幸存者抵达明州时，曾巩并未推诿塞责，而是立即采取一系列人道主义措施：设宴慰问，安排僧寺暂居，供给日常所需，并定期设宴款待。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措施都是在朝廷指示到来之前就已经实施。不等上级指示就主动作为，掌握事态发展的主动权。
及时上报，信息畅通。妥善安置漂流者后，曾巩立即上报朝廷，如实汇报事件来龙去脉和处理措施。这种主动沟通，确保了信息传递准确及时，也为自己的处理行为寻求了上级认可。有意思的是，朝廷“令于系官屋舍安泊，常切照管”的指示与曾巩早已实施的措施不谋而合，印证了他对政策方向的精准把握和敏锐预判。
立规于后，标本兼治。曾巩的高明之处，不止于“这一次”的妥善处理，而在于“下不为例”的反思提升。他发现皇祐年间的相关规定过于简略，仅限于“给予口食”，而泉州地方的处理方式也暴露了规范缺失。于是，他在奏章中提出了一套完整应对预案：为漂流者提供住所、饮食与定期宴请；缺衣者官府供给；按需提供交通工具；对想要返国者报请朝廷批准。这一系统性方案，将偶发事件转化为了制度建设契机。
曾巩这种将小事与大局相联系的战略思维，不仅化解了当下危机，更为政和年间宋廷在明州设置高丽使馆奠定了基础，成为宁波对外开放历史中的重要一页。
切断可能的腐败链条
北宋时期，宁波一度成为对高丽等国官方往来以及海外贸易的唯一合法港，高丽朝贡使者往来频繁。在日常公务中，曾巩的目光落在了一个看似平常的细节上：按照惯例，高丽使臣在经过各州时，会赠送当地官员一些土特产。
表面看来，这是一种正常的外交礼仪，但曾巩却敏锐地指出了其中的隐患。他在奏章中列举具体数据：熙宁六年高丽正副使赠予明州官员的礼品估价二百贯以上，而熙宁五年和九年，仅有正使时的赠予也达一百贯以上。若按明州一州计算，知州、通判接受的礼物价值高达三十万钱。高丽使臣从明州前往京师，沿途尚需经过10多个州，这对高丽来说无疑是一笔巨大的开销。
更令曾巩忧心的是，这种本应是临时性的礼节交往，如今却成为了固定制度。当“人情往来”变成“制度化交换”，不仅背离了轻财重礼的外交精神，更为腐败埋下了伏笔。
为此，曾巩特意上书《明州拟辞高丽送遗状》，从四个维度提出自己的态度：从礼制看，古代诸侯聘问，赠礼后必归还，以示重礼轻财；从国体看，地方官非高丽之君，无权接受其臣下礼物；从外交看，频繁馈赠可能给高丽国造成财力负担，反而有损友好关系；从道德看，随着礼品价值攀升，接受者已有道义不安，长此以往恐损害大宋礼法威信。
“中国之贵，所重者礼义，所轻者货财。”基于这一理念，曾巩建议朝廷下诏：今后高丽使臣馈赠一律归还，而回礼则可照常进行。这一建议既彰显大国气度，又从源头切断了可能的腐败链条。他将个人操守与国家形象、外交礼仪与制度建设巧妙结合，展现了一位地方官员的大局观与制度思维。
●结语
元丰二年（1079年）五月三十日，曾巩调知安徽亳州。他在宁波任期仅125天，这也是他从政生涯中最短的一次任期。虽是“百日太守”，却绝非匆匆过客。这短短百余天里，曾巩筑城墙、兴贸易、促外交，践行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初心。
在历史长卷中，宁波这座东南名城迎来送往的父母官不计其数，但能真正在城市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记的却寥寥可数。曾巩，便是这为数不多的例外之一。
今天，当我们漫步在望京门罗城墙遗址时，可以想象900多年前的那个春夏之交，曾巩就在这里指挥着工程，汗水浸透官服，为这座城市筑起了安全的屏障。□壹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