症结在于既得利益集团越来越强大
“四大不公”的症结何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对中国200余名官员、学者、科研人员作了“中国改革问卷调查”。
当问及“制约中国改革攻坚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大约有五成专家认为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掣肘。调查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客观上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其中最主要的是既得利益集团和弱势群体。既得利益集团既希望通过改革攻坚能够获取更多的利益，又害怕在改革攻坚中失去既得利益，因此他们往往寻找代言人宣扬其政策主张；而弱势群体则对现状不满，与既得利益集团产生了新的矛盾。”
笔者认为，尤为严重的是，既得利益者越来越强大。
表现之一：国企垄断在强化。国企的垄断几乎遍及各个行业。垄断本有两层含义，一是行政垄断，二是厂商垄断。行政垄断，是指禁止或限制外资和民营资本进入；厂商垄断，是说由一家公司控制相当部分市场。中国大部地区行业中，都能看见政府的阴影，如内地上百家汽车厂几乎都有国资背景。这种状况，与其说是政府垄断，不如说是政府垄而不断——政府包揽更贴切些。政府包揽，有经营效率低下之弊，无规模经济之利。现在，国企垄断有强化的趋势。
表现之二：垄断行业高管的收入高得离谱。这是不合理的。原因有四：
首先，这些高管不是在竞争性市场中靠自身的能力获得位置。
其次，经济学上将工资高于他们在次优职业中获得的收入称为纯经济租金，这些收入在逻辑上等于固定数量的土地获得的租金。租金的获得者必须具有特殊才能。我们说，软件领袖比尔·盖茨或是投资天才巴菲特，抑或篮球明星奥尼尔，之所以拿高租金，是因为这些人拥有一种在当今经济中很有价值的技能。
再次，美国的银行CEO拿高薪是无可厚非的。原因在于，他们靠企业家精神获得了自身的价值。数据表明，美国巨富们致富的主要途径是冒险创办高利润的新产业，他们是通过其创新行为获得“熊彼特利润”而致富。
第四，最重要的是，国有商业银行高管超额收入的获得，是由分配体制中存在的不合理因素——借助于权力、垄断和不平等竞争手段而获得的。这种收入差距，既不体现效率原则，又严重损害社会公平。数据显示，工行、建行、招行和浦发银行的员工成本占营业费用的比重超过50%。
表现之三：垄断集团不断花样翻新。只要铁路运输仍有“瓶颈”，只要还可能出现“煤荒”、“电荒”，这些部门的垄断就会花样翻新，而垄断的存在成为既得利益集团利润分割的“避风港”。
表现之四：拿自己制定的行政法规“忽悠”消费者。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垄断行业拿自己制定的行政法规忽悠消费者。这是不对的。必须指出：行政法规不是法律，而且行政法规要服从于法律。但我们现在有的地方行政法规大于法律，领导批示大于行政法规，直接导致权力决定一切，既得利益集团无法抑制。呼唤了多年的《电信法》至今尚未出台。
表现之五：强大的既得利益者并没有对弱势群体予以真正关怀。目前，弱势群体存在两种心理：一是恐慌的心理，失业问题引发人们焦虑不安；二是匮乏的心理，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导致人们心中无底，不足以应对变化莫测的社会。这时候，需要的是关怀与同情心。看看今天，既得利益者不仅没有对弱势群体报以同情心，反而肆无忌惮地掠夺弱者本已很少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