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看病难”尚需更多措施

　　城市大医院病患通宵排队，一号难求，小医院却门可罗雀，农村则缺医少药。“看病难”凸显我国医疗结构严重失衡，资源配置不合理。

　　陈竺表示，为解决上述弊端，未来政府投入将着力加快建立和完善“以县级医院为龙头、乡镇卫生院为骨干、村卫生室为基础的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其中，政府将重点办好县级医院和每个乡镇一所卫生院，采取多种形式支持村卫生室建设，大力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同时，建立和完善以社区卫生服务为基础的新型城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同时，医改方案也确定了“建立城市医院与农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分工协作机制”。在这一体系中，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将主要为社区居民提供疾病预防等公共卫生服务和一般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的基本医疗服务；而大医院则承担急危重症和疑难病症的诊疗、医学教育和科研、指导和培训基层卫生人员等方面的骨干作用。

　　但分组审议中，多位委员指出，社区医院等要真正起到为“看病难”分流的作用，仍然面临包括人才在内的诸多瓶颈问题，需要医改方案进一步出台配套措施。

　　列席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哈尔滨市医科大学第三临床医院院长徐秀玉认为，国家应该进一步加大对社区医疗的投入力度，包括房屋、必备医疗设施等。此外，尤其需完善社区医师的培养机制。“为什么老百姓不愿意去社区医院？就是对社区医疗的水平不信任。”徐秀玉代表认为，提高社区医生医疗水平非一日之功，这就需要大医院帮助小医院，在两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双向关系。

　　徐秀玉代表注意到，现在即便大学生就业非常艰难，但一些医学院的学生却不愿意到提供就业机会的县区医院工作。因为县区医院收入不高，前途渺茫。医学院毕业学生在县区医院很难发表国家级论文，也很难评上主任医师。

　　与之相对应的却是大医院医生资源过剩，一些医生不能发挥积极性。徐秀玉表示，如果在大医院和小医院之间建立起双向关系，大医院过剩的医生就可能被派到小医院发挥很大作用。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院长田玉科委员也开出了自己的“药方”。目前，每千人口医生的比例，世界平均水平是1.48，而我国这一比例已经达到1.55。“医疗卫生人员是饱和的，但是为什么病人看病那么难？”田玉科委员指出，症结在于我国医务人员的配置严重失调，基层医院医生一天看几个病人，而大医院的医生每天要接待100多个病人。

　　田玉科委员建议，将来应该像免费师范生一样，在医学院免费为基层医院培养医生，这些享受免费学习的医学院毕业生将来定向分配，以缓解农村和基层医疗人力资源不够、医疗水平偏低的现状。

　　为合理配置医疗资源、解决“看病难”问题，卫生部早已制定分级转诊医疗制度，三级医院主要承担急危重病、疑难病症，二级医院则主要承担简单一点的常见病和多发病。陈竺在此次报告中亦有所涉及。

　　但列席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孙诚谊指出，这一现行制度的最大缺陷在于，对医院缺乏约束性，在经济利益刺激下，医院不分大小都奔着经济效益好的疑难重症使劲儿。医院在扩大规模、建豪华病房和购置昂贵仪器上互相攀比。

　　孙诚谊代表建议，医改方案应该对分级诊疗制度进一步细化，出台相关配套措施，尤其应针对医院管理者出台一套科学、完善的绩效评价机制。这一机制，应该将医院管理者的注意力从盈利转变到关注病患利益上来。

　　药价虚高亟待治理

　　药价虚高导致“看病贵”，对此，丛斌委员分析，“以药养医”体制下，现行不合理的药品招投标制度是药价虚高的元凶之一，直接导致廉价药被逐出医院，进入医院的都是高价药。

　　尽管在目前的药品招投标中，政府纪检监察部门介入进行监控，但却无法阻断药厂、医药代表和医院院长、药房、科室和医生之间的“黑金链条”。

　　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委员朱士明建议，应给予生产高效廉价药的药厂适当补贴。

　　田玉科委员指出，药价虚高导致医患矛盾，解决这个问题涉及多个部门，不仅需改革“以药养医”的现行体制，国家发改委在合理定价、减少流通环节等方面也要有所作为。

　　陈竺在报告中直面药品安全问题。他指出，我国医药产业集中度低，企业多、小、散的格局没有改变，市场恶性竞争屡屡发生，企业自主创新投入和能力严重不足。

　　乌日图委员指出，国家几次机构改革，却没有安排一个专门部门研究医药产业发展的问题。药品生产体制亟待改革，但如此重要的内容居然在医改方案里语焉不详。“医改方案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缺少这一块是比较大的制度体系的缺失。”本报记者程刚崔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