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地震，居民私有房产基本处于保险“真空地带”。成都的一位天涯网友说，“地震后，我打算不买房了，有钱就吃喝玩乐，不用再为了一个壳子而累一辈子。”著名财经人士叶檀则在博客中呼吁，应该像推行交强险一样推进地震险。保险公司对交强险趋之若鹜，对大灾险避之唯恐不及，无论如何都是说不过去的。

　　近期在南京召开的保险法理论与司法实务高层论坛上，众多专家学者都认为，我国是自然灾害多发国，建立“国家财政支持的巨灾风险保险体系”迫在眉睫。

　　“在面对地震等巨灾带来的风险时，应建立几道‘防火墙’。首先是老百姓个人和企业承担一部分；超出民众和企业承受能力的不可预见的风险，采取风险转移的方式进行安排，比如买保险。第三道‘防火墙’是巨灾之后的社会救助。国外保险赔款一般占总的灾害损失的30%-40%，而国内仅在2%-3%左右。四川大地震发生后，世界许多国家和组织都伸出了援助之手；各地民众通过捐款捐物等多种形式支持灾区，国内外救助做得很好，但是由于第二道防火墙的缺位，以至于政府不得不动用大量的财政拨款进行灾后救济，实际上扮演了风险第一承担者的角色。″郝演苏说。

　　据悉1995年日本神户大地震共造成6500人死亡。由于日本已经实施“巨灾风险保险制度”，而接受民众投保的日本保险公司，又把“地震险”分保到海外不少保险公司。神户地震后，日本保险公司与海外保险机构纷纷理赔，日本政府也按规定动用国库补足理赔款。神户灾后的迅速重建，与这种保险体系是分不开的，并且，即使赔付巨额保费，也没有一家商业保险公司因此倒闭。

　　事实上，早在2003年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就联合相关部门以及部分保险企业，拟采取商业运作与政策支持相结合的运作模式，力求在两到三年时间内把中国巨灾保险制度的框架建立起来。2006年，《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也明确表示要建立巨灾风险保险体系。今年年初的南方严重低温雨雪冰冻灾害之后，保监会也表态国家巨灾风险体系的建立已进入了议事日程。

　　不过郝演苏表示，该事尚未有明确进展。“保监会是一个政府机构，按照行政许可法，对于商人们应该做什么，它只有号召的职能，没有办法强制。”

　　目前对于地震这类巨大灾难，包括日本、新西兰在内的许多地震多发国家，政府都用财力支持地震保险基金，并通过再保险来寻求风险的分摊，而不是把一切责任都交予商业保险公司。1994年洛杉矶发生里氏6.7级地震，据美国保险信息研究学会的统计，当时造成经济损失约为200亿美元。美国很多保险公司因巨额损失和对潜在风险的担心，在1994年后停止或缩减了地震险业务。于是加州议会在1996年成立了实为地震保险商业机构的加州地震局，既直接向普通消费者销售地震险，也给保险企业提供再保险业务。目前，这一机构称其拥有29亿美元的储备资金，其他保险企业协议的地震后资金供给约为37亿美元，加州地震局共有超过60亿美元的储备资金。

　　“政府要么补贴投保人，要么补贴经营者，予以税收减免的优惠。保险公司很多收益不是从保费而是从资金运作上获得的。只要做出这样一个财务上的安排，商人们会算这个账。而既然政府给了补贴，就可以监控这笔钱的专款专用。″

　　郝演苏举了一个典型的例子：今年1月南方雪灾，农业保险仅赔付4014万元，其中“能繁母猪赔款”就占了3／ 4，保险公司为每头冻死的猪赔了1000元钱。作为新险种，“能繁母猪保险”能够成为此次农业保险赔付的大宗，显然与政府的支持和推动分不开。“一头母猪的保险费是60元，农户只需掏12元，政府补贴了48元。这样一来，农民愿意买了，保险公司也愿意做了，这不就是双赢吗？所以转变政府观念，我认为是目前最重要的。”

　　没有不能保的险种，只有不能保的价格。在提高费率的情况下，作为小概率事件的地震同样可以成为保险防范的对象。1995年日本神户大地震一共摧毁了10万栋房子，之后日本各地多次发生地震。由于房屋倒塌不仅要负担房屋贷款，还要承担新建房屋的费用，因此引发了居民购买地震险的热浪，使地震险普及率由2.9%上升到了20%。数据显示，日本大约有855万人购买了地震保险，占购买保险人群的17.2%，在大部分非寿险公司，地震险的保费收入呈现高速增长。

　　郝演苏认为，汶川大地震也许会催生地震保险体系的尽早建立，首先应该在学校、医院等社会公共场所建筑中推行地震强制保险。

　　“我认为这次震灾之后，推动地震险进入居民家庭财产保险范围的力量，应当源于银行。很多人在住房倒塌后可能拒绝还款，经历了生死关头，信用之类早已是无所谓的了，最后银行很可能要把这些贷款作为呆坏账处理。在这种情况下，银行要考虑保护自己的资金安全，今后很可能要求保险公司提供的房贷险要保护贷款的全方位安全。银行表面上是保护客户利益，实际上是在保护自己的利益——发生事故后，银行在房贷没有还清之前，是保险公司赔款的第一受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