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的困顿

　　北川人肖昆，在县委里一间类似车间的、有五六个部门办公的大办公室内接受《新世纪周刊》采访时，给人感觉他的精神随时都有可能崩溃。

　　这位27岁的小伙子5月10日刚与在县民政局工作的女友举行完婚礼，第三天便失去了娘、新娘和丈母娘。

　　他是董玉飞生前忠实的“小弟”，从农业局到农办一直追随其下。“熟悉他的人都晓得，董主任的组织能力极强，是个责任心极重的人，一个完美主义者。”

　　肖昆欣赏这个能包容他在工作上与其顶嘴而一点不生气的上司。

　　今年6月，董玉飞因在抗震救灾期间表现突出，被国家农业部和国家人才资源部授予抗震救灾先进个人称号。他是当地受到表彰的三个科级干部之一。

　　“5·12”地震后，董玉飞身兼五职：农村工作办主任、农房重建办主任、救灾办主任、新农村建设办主任，并协助群众安置办工作。

　　县委农办主任这个职务与董玉飞此前担任的县农业局局长级别一样，都是科级干部。

　　与直接担负具体工作的农业局相比，县农村工作办公室的主要任务是为党委统筹、协调、调研、布置县农业局、林业局、畜牧局、水务局等与农业口有关的一切部门的工作，相当于农口的“口长”。

　　赵其洲评价：“如果不是地震，正面临调动的董玉飞的职务会比现在好。后来农业口急需懂行的人统领协调，董玉飞在5月20号左右就走马上任了。”

　　包括其他的4个职务，在灾后迫切的产业重建过程中，每项工作都极其繁重。

　　这些部门的办公地点分散在几处，临时县委办公楼里有，微机房里有，董玉飞布置工作时得分头跑。

　　任科伟说：“关键是手下没几个兵，很多事情得老董自己扛下来。想一想，和五个部门相关的会议都要开，那么多单位需要协调，上上下下都要打点，老董不累才怪。”

　　“各种会议经常开到晚上11点以后，这只意味着上级领导已部署完了，但老董还得回到办公室继续消化，到了白天再给下级布置任务，或者亲自出去协调。”

　　“董主任的工作时间表通常是早上8点开始工作，到晚上6点下班，中午很少休息。开会时间另算。”

　　除了各个办公室的本职工作，董玉飞还担负着本系统遇难者家属和一些遇难学生家长的心理安抚工作，尽管他自身也需要心理救援。

　　仅在县农业局，地震后就有10名遇难职工，以及33名亲属需要慰问与抚恤。

　　像董玉飞这样的北川干部们不仅无法像普通灾民那样获得救助、宣泄不幸，每天还得强打起精神聆听灾民的实际困难，忍受突然爆发的情绪，并鼓励灾民战胜眼前困难，重建美好家园，尽管他们自己都并不清楚未来的家园在何方。

　　赵其洲说：“正是因为当初表现得太好了，上面的领导就把我们高估了。人毕竟不是铁打的。”

　　当时的北川县农办，除董玉飞外还有9个人，其中几个还是暂时借调的。其他办公室的情况大致也差不多，领导和办事员身兼数职乃是常事。

　　据北川官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死于地震或失踪的北川干部达466名，占全县震前干部总数的23%。

　　在震后远远大于以往的党政工作强度面前，北川不得不增补干部。北川县委宣传部的材料显示，中央组织部选派8名、四川省委选派6名、绵阳市委从其他区县选派了102名科级干部来补充北川。

　　北川现有17个县委常委、26个副县长、47个副县级干部，一把手是副厅。自然，这也意味着基层工作的头绪变得纷繁复杂，尤其对负责协调的中层干部而言。

　　即便有一些来自各地的人员支援，但担任重建主力的本地干部仍感觉力不从心。

　　除农办主任董玉飞，原擂鼓镇党委书记李正林和陈家坝乡党委书记赵海清在震后也因病先后住院治疗。这两处是“5·12”地震和绵阳“9·24”雷暴雨灾害受灾最重的地区。

　　据称县上某领导前往擂鼓镇视察工作时，发现担负着两万名当地群众安置问题的李正林已处于前言不搭后语的精神状态，于是将其替换下来住院治疗。李正林的母亲、妹妹、侄女在地震中遇难，父亲早逝，其本身还有肝病史。

　　正在绵阳修养的李正林回绝了《新世纪周刊》的面访要求，只通过短信说：“就是太累了，以至于累得直不起腰，不得不住院治疗”。

　　尤为重要的是，北川的中下层干部表达了一些比工作带来的身体疲劳更令人苦闷的精神困顿。

　　震后，根据专家建议，除已毁损的北川老县城外，其他的北川灾民均须回迁到当地临时搭建的帐篷和板房内。回迁的动员工作必须由本地干部来做，董玉飞、李正林、赵海清等一些北川干部，均去过绵阳九州体育馆等临时安置点劝说灾民回迁。

　　赵其洲说：“人算不如天算，没想到专家说安全的地方又遭了9月24号雷暴雨引发的泥石流，刚刚盖好的房子又被冲垮了。你想想，那么大的雨，那么大的雷，又加上泥石流塌方，身在其中你肯定也会以为世界末日到了。”赵其洲在“9·24”后亲往过陈家坝乡察看灾情，这里的部分灾民也是董玉飞生前动员回来的。

　　由北川县委提供的“9·24特大洪涝地质灾害”受灾情况数据显示，从9月23日至26日，擂鼓镇全境5911户共17690人全部受灾，死亡6人失踪10人。其中柳林村的近500间板房被泥沙掩埋的深度达到了1.5米。

　　肖昆说：“像他那种责任心的人，绝对很内疚! 当初（回迁）是上头下了令，下面必须执行，而上头又是听了专家的意见。”

　　7、8月间，董曾向同事流露过对上级某些地震处理方式的担忧。

　　赵其洲后来在给朋友的短信中这样写道：“虽知其不可而执行其决定，是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死，此心此情，岂人世所堪？其所以投缳也。”

　　相比董玉飞，赵其洲是幸运的，家里没有人因灾去世，工作也没董接的多，自我评价也没董那么认真负责，但他的情况也不乐观。

　　刘远斌在客厅扯着嗓子笑：“2002年我在九寨沟也想过要杀人呢，后来忍住了。你（赵其洲）有没有抑郁症啊？”

　　“我有啊！医生还给我开了证明，抄裤子荷包里遭洗白了，扔了。”5月底，给赵其洲开出医疗证明的是擅长精神科的绵阳三医院。

　　“哦，我那会儿才从北川回来”，刘远斌吃了一惊。